用“古今中外法”学党史

学好党史的关键是遵循正确有效的方法，毛泽东所讲的“古今中外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遵循。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明确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古今中外法”，就是党史研究的时空观，就是要站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角度来分析党史、研究党史、看待党史、认识党史，这才是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客观的方法，才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的历史观，基于此也才能形成正确党史观。

研究党史是如此，学习党史何尝不是如此。通过“古今中外法”来学习党史，一方面，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明确历史发展的“古今”和由来；另一方面，明了历史发展的“中外”和彼此。学习党史的“古今中外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全面、系统、科学的正确方法，需要我们遵照执行。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将当时我们党的历史按照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大革命时期（含准备阶段的1921年至1924年）、内战时期、抗日时期，对各个阶段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等问题进行了相对全面客观具体的分析，这就是他所说的党史研究的“古今法”。毛泽东在提出当时党史发展三个阶段的基础上还深刻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因为“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这是合乎历史发展需要的，也是体现“不能隔断历史”的要求。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学习党史的上述“古今法”，可以帮助我们从纵向上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从横向上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人民、民族、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有助于我们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以史为镜、以史明志，走好新时代我们自己的长征路。

毛泽东所说的党史研究的“中外法”，一方面是指字面意义上，“中”就是“中国”，“外”就是“外国”；另一方面是指引申意义上的，有“内外”或“敌我”的意思。前者就是他所说的：“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后者就是他所说的：“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由此，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毛泽东在阐述党史研究的“中外法”时还特别提到了党史研究的立场和方法论问题，那就是必须“以我为中心”、一切以中国为中心，而不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为此，他明确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这也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基本遵循。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也是学习党史的“中外法”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