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洁如松的陈毅

“直声满天下，殊勋炳世间”，在陈毅故居大门两侧，赵朴初撰写的楹联是对陈毅一生的精当评价。

投身革命，出生入死，陈毅的一生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为党和军队及新中国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名与利面前，陈毅同样是一位勇士。他“无情”背后的深情，他的“廉”与“严”，都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道是“无情”却“有情”

通信不发达的年代里，家信曾是家人间联系不可或缺的纽带。

在四川乐至，陈毅纪念馆一方小小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封与众不同的家信。

据陈毅故里景区管理委员会文物博物部工作人员唐铭泽介绍，这是1951年陈毅在上海住院期间写给父母的家信。一般写家信，内容通常是问候致意、叙述生活琐事等，但陈毅的这封家信却大为不同。他在家事的叙谈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此说服教育亲友，充分展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

叙及张茜（陈毅妻子）何以远去京门，到北京俄专学习一事，陈毅写道：“这是新中国为人做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儿弟兄姊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人如此，何愁不富强！”

谈及亲友来沪的招待事宜，陈毅这样写道：“他们来沪公家只能按例招待，儿为一工作人员，更不可能破格办事，这方面均要求知我谅我，不以为罪。”他是将自己当作国家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来看待和要求的。尽管身居高位，握有一方大权，但革命者的本色、人民公仆的意识岂能改变？

陈毅在信中接连引用了唐人李绅、韦应物的诗借以言志，表达他“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勿愧于此”的心志情怀。

尽管对父母非常孝顺，但陈毅却曾有过两次与父母“约法三章”，一次是1950年父母远赴上海看望阔别20多年的儿子，另一次是1957年年迈的父母回成都定居。每一次，他都要求父母严格坚持原则，不能讲特殊。

这就是陈毅！他对亲人的爱，是有原则的爱，是一种深沉的经得起考验的爱，是一种大爱。

陈毅的叔叔陈昌信曾在公社养鸭，他希望陈毅能帮忙解决城镇户口。陈毅不但没同意，还反过来勉励老人家好好养鸭，说吆鸭也是好工作嘛！类似的故事，在陈毅身上不胜枚举。

1950年4月，陈毅的大哥陈孟熙和外甥杨仲赤送陈毅父母去上海。他们此行还有另外一重目的，希望陈毅出面找一份好工作。可二人考学毕业后，陈毅并没有遂他们愿。“我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任何时候都不能破格办事。作为我的亲哥子、亲外甥，更要知我谅我。目前西南建设也急需大量人才，你们还是回四川吧！”二人遵嘱回川。后来，陈孟熙到重庆工商联工作，杨仲赤则到川内某公司当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上海有干部子弟学校、普通市立学校，还有一些私立学校。为了不让学校师生知道子女的真实身份，陈毅就请工作人员以“家长”名义送孩子去私立学校读书，接送孩子也从不用小车。由于孩子们衣着朴素，遵守纪律，学习用功，与工农子弟无异，学校谁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市长的孩子。

陈毅的“廉”与“严”

于私，陈毅“无情”背后的深情被传为佳话；于公，陈毅的“廉”与“严”亦有口皆碑。

1954年仲春，陈毅写下《感事书怀》诗四首。“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振聋发聩的名句就来自该组诗之四《七古·手莫伸》。

在陈毅故里景区有一个特别的景点——“清风苑”。“清风苑”的廉政文化墙上，刻有“两包补药”“党费贵于身”等发生在陈毅身上鲜为人知的小故事。透过这些故事，陈毅的“廉”与“严”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两包补药”反映的是陈毅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坚持官兵一致的事迹。1928年冬，红四军在赣西南深山转战，生活异常艰苦。陈毅时任军政治部主任。一次，他摸黑赶往28团传达军委会议精神，碰巧遇上团党代表何长工下连队回来，请他用餐。吃饭时，二人各拿出一包珍藏的“补药”，互赠食用。他们高兴地夸赞“补药”驱寒养身，能当虎皮衫用，不料招来数十名战士在房外围观。后来战士们进屋发现，两位首长吃的仍是南瓜汤，两包“补药”原来是他们最爱吃的红辣椒面！战士们肃然起敬，赞扬首长官兵一致的好风尚。

“党费贵于身”反映的则是在艰难的革命生涯中，陈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坚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事迹。红军长征后，陈毅、项英等留守苏区。他把留下的党费缠在腰间，胀鼓鼓的，常引起战士们疑惑。为解开疑惑，经几位领导同意，陈毅当众解下布袋，把金子、银两全都倒在地上，坦诚地说：“同志们，这是党的钱，只有这么多，是准备在特殊情况下应急用的，党要我保管，我重病也没花费一文。今天大家知道了，我借此通知大家，万一我被敌人一枪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这党费无论如何也得拿回来！”刻在文化墙上的“党费贵于身”就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陈毅治军严明是出了名的，这在文化墙上也有所体现。1949年5月，陈毅率军解放上海，要求部队攻城不使用重炮，不入民宅，并称这是献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战前，陈毅强调：“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我们野战军，城里可不许再‘野’了，纪律，一定要严。”入城部队严守此令，军、师、团指挥部设在露天，指战员夜宿马路边，婉拒市民送茶送水慰问。这一“见面礼”震惊了市民，市民更加拥戴子弟兵。当时十里洋场上胜利之师露宿马路的照片，更是被全球众多媒体刊载。

电影《建国大业》中的一组镜头令人印象深刻。当宋庆龄看到解放军严守纪律、不住民房、露宿街头的情景时，深受感动。现实中，宋庆龄也与陈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毅传》记载，陈毅去世后，出于敬重，宋庆龄提出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参加追悼会。“我深深地景仰他，因为他是一个胆识过人，具有真诚性格的人。”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唯有读懂了陈毅的诗，方能理解他作为一位大写的人。

（《人民周刊》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