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江西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1919年5月，“五四运动”震撼了江西南昌，激荡起南昌学生的爱国反帝之心。

因军阀和反动政府舆论的压制，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江西青年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思想传播和交流的平台。1920年7月，袁玉冰、黄道、徐先兆等8人在南昌系马桩公字10号成立“鄱阳湖社”，后改为“改造社”，出版进步刊物《新江西》，《新江西》成为当时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南昌，由此成为江西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发端：

新文化运动唤醒青年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的变化令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要救中国，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救亡图存的希望在青年，而青年的希望在先进的思想。

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一本旨在宣传西方科学和民主的综合性文化月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也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

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伴随着销量飙升，《新青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在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决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促使各种思潮涌流。

此时，各种新思潮也开始在南昌广泛传播。阅读进步书籍、撰写进步文章、出版进步刊物，成为当时南昌进步青年的一种风气。

萌芽：

进步青年成立改造社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全国传播，江西一批在北京、上海等地求学或工作的青年，他们有的结识全国著名的共产党人，有的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信仰者。在回到南昌后，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全国各地青年纷纷成立学习和宣传新思潮的社团，创办提倡新思潮的刊物。

从五四运动的斗争历程中，江西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袁玉冰认识到，革命运动只限于游行请愿、抵制仇货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在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主张改造社会、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

1919年下半年，袁玉冰向黄道、徐先兆、石廷瑜、黄在璇、刘轶、黄家煌、江岩等同学提议：为了改造社会，应当建立一个团体。1920年7月，袁玉冰等组建“鄱阳湖社”。后来，他们感到这个名称不能体现该社的宗旨，故更名为“改造社”。1921年1月1日，改造社成立大会在江西省立南昌二中召开，会议通过了该社简章，并推选袁玉冰为改造社负责人。

位于江西南昌二中的改造社旧址

改造社是一个有宗旨、有目标、有政治主张的进步社团。该社简章明确规定：“本社以改造社会为宗旨”“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为此，改造社提出了三条政治主张，希望废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求得真理和平等。

壮大：

从8人发展到100多人

改造社在促进青年学生的思想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发展也比较快——到1922年底，由最初8人发展到100多人。社员大多数分布在江西各地，北京、上海、南京、湖南、四川，甚至日本也有社员。他们多数是学生和文化教育界人士，也有个别工人和商贩。改造社组织比较严密，要求比较严格。

方志敏就是经袁玉冰、黄道介绍加入改造社的。为了革除一切旧俗陋习，袁玉冰为自己规定“社交十不”，不但身体力行，而且持之以恒。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袁玉冰又向社员提出要“积极破坏不良的社会制度”，特别强调“社员只能信仰主义和研究马克思学说”。这表明，改造社的思想理论倾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袁玉冰等一批改造社社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下半年，因袁玉冰、黄道等到北京求学，改造社总社改设在北京，南昌、上海设有分社。

改造社成立之后，立即着手筹办《新江西》季刊。社员克服经济、印刷等各方面的困难，于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正式出版《新江西》季刊。正式出版的《新江西》季刊在宣言中说：“我们改造社会，先在江西做起，本刊就在江西出版，所以叫做（作）《新江西》。”

改造社正式出版的《新江西》季刊

创刊：

出版《新江西》宣扬自由民主

作为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袁玉冰主要通过撰写文章来传播马克思主义。

“袁玉冰是《新江西》的主编。他主张通过坚决的斗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障碍。这表明他对改造社会认识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代表了改造社中最先进的思想，是江西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江西省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永华告诉记者，袁玉冰在《新江西》上共发表了31篇文章，同时，方志敏、黄道、李穆、黄家煌等进步青年都在《新江西》上发表文章，从不同侧面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旧江西给予无情揭露，反映了改造社成员期盼自由民主新江西的急切心情。

《新江西》畅销全江西省，发行全国。一些青年读了《新江西》后，赞成改造社的主张而要求入社。甚至连旧军队中有的知识青年在读了《新江西》后也表示，觉悟的军人应该“转过来做‘无产阶级’的保障”。

马克思主义通过《新江西》在江西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引起了军阀政府的警惕，江西当局一再通令禁止《新江西》出版，至1923年1月15日止，《新江西》只出了3期。最后，在反动当局的强硬查禁下，《新江西》被迫停刊。

《新江西》被查禁后，改造社又准备由南昌分社出版《青年声》。后来，旅居在上海、南京等地的改造社社员，又以《新江西》的名义出版半月刊。

论战：

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

从创刊起，《新江西》季刊就成为当时江西思想界的一颗明星，起到了时代“喉舌”的作用，不仅指出了改造旧中国的道路，而且在当时思想界大论战的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锐利武器，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成为当时江西思想界的“一颗明星”，受到了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热烈欢迎。

《新江西》杂志在广大青年学生和部分工人中广泛发行，使更多关心国家命运的人参与讨论有关革命理论。然而，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的知识分子，却充当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以袁玉冰为代表的江西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同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袁玉冰及改造社社员以通信的方式，在《新江西》上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成为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大论战在江西的反映。他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错误观点，写了很多文章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同时，他还对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指给中国人民的“到自由之路”（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进行了驳斥……

一场场论战，以袁玉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取得胜利，从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

影响：

一大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因屡遭江西警察厅的蛮横干涉和查禁，《新江西》当时只出3期，但袁玉冰先后发表文章31篇。

在第一期《新江西》杂志上，袁玉冰发表《我的希望——新江西》一文中，对封建军阀官僚统治下旧江西的黑暗进行了无情揭露。他指出：“过去的江西，现在的江西，都是充满了黑沉沉的、阴森森的色彩。社会上没有一桩事不是受官僚、政客、军阀、财主的支配。狂奴欺主，白昼杀人。”

为了改造这黑暗的旧社会，他号召青年们“应该有真正彻底的觉悟、牺牲奋斗的决心，把那些阻碍前途的荆棘一刀斩去，尽力去寻找出一线光明的道路来，一步步地向前进行！”他在其他文章中说：“我们要改造社会，应该对于旧社会中的黑幕和一切旧制度进行猛烈的攻击，攻破了才可以容受新制度。”这是当时江西一般青年还没有的见解。

尽管《新江西》从出版的第一天起，就一再遭到北洋军阀当局的干涉和迫害，但它流传的地域和影响相当大——在江西省内南昌、赣州、九江、吉安、兴国、铅山、河口等地设立分售处，江西省外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昌等地设立分售处，读者遍及工农商学兵各界，一大批有志青年由此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青年团在江西建立地方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