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这是一个重要的‘门槛’。未来,人民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没有文化做基础,社会经济发展就没有深厚的根基。如何在我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中彰显出文化的力量?如何满足人民对文化的需求,使群众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服务和文化成果?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展望“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表示,着眼于国内,我国要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发展文旅产业具有广阔的空间;纵目于国际,我国要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也需要借助文化的传播、发挥文化的作用。
今年,张颐武带来的两份提案都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密切相关。“一份提案对互联网教育商业宣传行为的规范提出建议;另一份提案建议以数字化方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在线教育各个环节都应规范
3月7日,全国政协34个界别分别举行协商会议和小组会议。在张颐武身处的民进界别,政协委员们围绕中小学减负、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等基础教育领域的焦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多数来自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冰心、叶圣陶、赵朴初等都是老一辈的代表人物。现在,有不少在教育主管部门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士、中小学教师等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由这些人士组成的党派,自然会比较关注教育问题。”张颐武说。
规范互联网教育商业宣传行为,是张颐武经过广泛倾听社情民意,最终拟定的提案方向。“当下,社会各界都对基础教育非常关注。家长和媒体普遍反映,课外辅导机构的互联网广告、电视广告等广告宣传中存在虚假、夸张成分,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对此加强监管,出台一些限制性的规定。”
我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教育冲破了教室和校园的“围墙”,在“教育+互联网”的风口前,各类在线课外辅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线教育机构间的商业竞争加剧,不规范的广告宣传屡见不鲜。
张颐武表示,广告宣传的不真实折射出机构运作的不规范,在线教育机构的许多行为都违背了教育的普遍规律。“很多在线教育课程缺乏传统教材的规范出版、版权备案流程,也没有经过长期研发、学术验证环节,随意挪动原有的教学体系、启用毫无教学经验的外教等情况非常普遍。一些自媒体为了带货或吸引眼球,传播缺少科学验证和教学理论依据的观点,甚至过分解读国家教育政策、片面曲解教育方向。”
对此,张颐武建议,健全互联网平台的内容审查机制,严格审核互联网教育从业者资质,曝光并惩处雇佣缺乏相关资质从业者的教育培训机构;建立更加详尽的教育广告宣传规范和指导意见,对教育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专项法律法规培训和考核。
互联网平台是教育机构商业广告的重要投放媒介。张颐武认为,平台应当承担第一责任。“各平台在内容上线之前,要严格审查教育类项目。官方媒体和传统媒体的教育频道、教育节目、教育版面等,也应当发挥正向引导作用。”
文旅产业数字化程度亟待提升
当代文化和文艺研究,是张颐武的学术领域之一。“粉丝”现象与“饭圈”文化、大众对“名媛”的追捧、丁真之“热”……每逢有感兴趣的文化热点事件出现时,他总是乐于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
“关注当下,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活跃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新趋势,都是学术研究应当关注的领域。这些新走向、新状况中反映出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分析和解释可以作为学术成果发表,为社会服务。在全国政协平台的建言献策,则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借由公共政策的途径,帮助社会实现更良性的运转。”张颐武认为,学术研究与建言献策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二者之间存在交叉。
“一些研究当下文化问题的学术成果可以转化为提案建言的一部分,在全国政协参与社会活动了解到的情况也可以对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对于个人而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重合,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张颐武说。
以数字化方式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提案,就是张颐武将参政议政职责与学术研究专长相结合的成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方面,人们被迫宅在家中,产生了更多对优质文化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影院、剧场歇业,许多优秀的文化产品、演出内容无法被观众看到。”
我国文旅产业的数字化程度亟待提升。张颐武建议,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文旅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文旅产业数字基础设施,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文旅产业的线上线下融合。“可以从小小的门票开始,推广电子票证,实现无接触消费。”
互联网技术对文旅产业的影响,是研究我国文化发展趋势绕不过的现象。“这个提案与我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是根据领域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意见建言。有一些角度和问题,只有研究这一专业、熟悉这一领域,才可能找到和提出。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范围非常广泛,有许多理工科的学者也会就一些社会问题提出建议,而非仅仅局限于自己研究的学科领域。因此,政协委员的提案可以服务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张颐武说。
初心不移承担社会责任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张颐武是少有的“委员二代”。他的父亲张公瑾先生,曾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那是将近20年以前的事了。我至今记得父亲深夜在家中写提案时专注的样子。一则提案,他会反复琢磨,花费很多工夫撰写,甚至伏案一整夜。”张颐武表示,父亲对政协工作的认真、郑重态度,对他影响深远。
张公瑾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文化研究学者。“父亲与我的研究领域不同,党派也不同。他主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在全国政协属于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他的许多提案都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张颐武说。
20年间星移斗转,张颐武看到的文化现象、面对的社会问题,已经与父辈的所见所闻截然不同。“父亲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仍然非常严重。而如今,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会议现场,来自云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广西的全国政协委员讲述脱贫攻坚带给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变时,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张颐武表示,面对新的环境,新一代政协委员要看到发展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
时代更迭,议题变换,而初心不移。追随父辈的脚步登上全国政协的平台,张颐武认为,努力承担起社会责任,是无论老一辈还是新一代政协委员都应当抱持的初衷。“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既然做这件事,就要把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担起来。”
在我国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张颐武也是少有的具备双重身份的代表委员。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前,他就已经于2017年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了。
“两个身份都很重要,只是履职方向、履职路径不同。人大作为立法机构,在行使立法权、监督权等方面相对刚性一些;政协则主要通过提案建言对社会发挥正面影响,并凝聚共识。作为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无论身为政协委员还是人大代表,最终都要为社会、为公众服务。”张颐武说。
(《人民周刊》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