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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矗立着中国第一号政治性建筑工程“人民大会堂”。它为“献礼国庆十周年”而生，这座17万平方米的建筑工程，仅仅用了10个月完成。
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没有电灯的简陋会场里，中国共产党举行了七大，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要建一个容纳万人的大礼堂。
矗立在长安街南侧的人民大会堂，凝聚了一代人的期许和智慧，也伴着时代足迹至今熠熠生辉。
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首都“十大建筑”，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10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标志。
七轮方案，数易其稿
如今87岁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李国胜是人民大会堂的“活档案”，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时，他只有25岁。
李国胜回忆，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中难度最大的，要兼具宴会厅、大礼堂、中央大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没有可参考的资料。
1958年9月8日，来自国内17个省(区市)，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天津大学、广东华南工学院的老、中、青专家、学者汇聚北京，开始了一场空前“竞赛”。他们日夜加班设计，通过反复评比，连续审查，筛选评议最佳方案。
布置设计之初，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要求，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不得超出7万平方米。“按照这个面积，大家反复做、反复做，觉得困难很多。”李国胜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到了一周年倒计时，也没有成形的设计。
当时的北京规划局设计院建筑师赵冬日，一再提出限制的面积与应具的规格、规模差距太大，必须突破。第七轮讨论时，赵冬日和同事沈其提出了一个大大超越限制的方案，估算建筑面积达15.8万平方米，为原计划占地的188.89%。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熊明回忆说，赵冬日从天安门广场整体规划出发，认为7万平方米与广场尺度不匹配，从而提出增加宴会厅和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组成体量较大的建筑群的设想，这一想法为方案确定作出巨大贡献。
1958年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总理连夜审查了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提交的3个方案，仔细比较后，选定了北京市规划局赵冬日等人的方案。
1959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召集了全国40名专家展开讨论，最后一锤定音。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马国馨从参会人员的回忆中还原了周恩来的几点要求：安全第一、以人为本、大而有当。
“党领导下的一次大协作”
大会堂面积为约17万平方米，建造共需400工日。而建设者们仅用280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在高峰期，施工现场的工人超过了1.5万人。
当时要求，1958年10月21日在原来方案基础上出初步设计，10月25日要出基础刨槽图，为施工单位提供开工的条件，10月28日正式开工。在工期十分紧张的情形下，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这是党领导下的一次大协作。”李国胜说，所有方案决策过程周总理亲自参与，设计交给了研究院，有多方参与，比如声学专家，钢结构部分由当时的钢铁设计院、钢结构研究所来负责；装修由工艺美院负责。施工中的材料及其加工，来自全国200多家单位。
李国胜介绍，当时的设计人员除了要完成图纸，还要配合施工，常常连续两个晚上加班，到了第三天都不知道下车在什么地方了。1959年3月初已经完成了钢结构部分的全部图纸，一共3600多张。“这么短的时间能完成，靠的就是艰苦奋斗。”
万人大礼堂宽76米，深60米，中部高32米，如此大的空间里没有一根柱子，无论坐在哪里，都能没有遮挡地看清主席台。
周恩来提出“无遮挡视觉”这一要求时，设计人员研究决定，采用大跨度的钢桁架代替柱子进行支撑。这意味着要在东西两侧大墙上安装12榀(榀为建筑单位，一个剖面——记者注)、7米高、60.9米跨度的大钢架。但以当时的条件，这样的“庞然大物”如何吊装到几十米的高空？
3天后，一位老工人有了主意：将两个人字形支架立在人民大会堂的两面墙上，以墙体为支撑点，进行吊装。按照这个方法，两边工人们一同协作，大钢架缓缓起吊成功。
1959年5月下旬，距离工程竣工仅剩3个月，大礼堂进入纷繁复杂的内部装修阶段，地面在铺地板，吊顶需要从地面搭架子。一位经验丰富的架子工想出“高空杂耍”的办法：把一根根杉篙一头固定在钢桁架上，另一头垂在半空中，工人们脚别着杉篙，头朝下顺着杉篙爬下来，吊在半空中，搭出悬空的架子。
这样一来，万人大礼堂被分成八层空间，从地面到屋顶，4000多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协作，原来需要半年多才能完成的任务，仅用了40天。
当时作为清华学子参加冬季施工的北京建筑设计院原总工罗健敏回忆，人民大会堂是自力更生的典范。它以中国自己的需要为目标，讲求的是“技术人员、干部和工人三结合”，特别要向工人学习。立体八层脚手架的搭绑，地面与顶棚的施工，都体现了工人的智慧。
它是属于人民的
“要说十大建筑总建筑师是谁？其实就是周总理。”马国馨说。主持人民大会堂建设具体工作的建筑师张镈曾表示， “周恩来总理是名副其实的‘周’总理，事事都想得那样周全。”
在对大会堂的东西南北四个正门台阶的坡道设计中，周恩来审看设计图纸后，亲自到御河桥交际处大门厅的大楼梯步登步测，感受之后，再与设计的阶高和阶宽尺寸加以比较。最后，与张镈等人一起定下了坡度缓、分两段的设计方案。这样处理，登行的人中途可稍事休息，不会疲惫；又烘托出雍容大雅、隆重肃穆的气氛。
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担任主席团成员的有不少老年代表。周恩来考虑到他们进出上下要坐轮椅，提出在西大门的南北两侧庭院内，铺设可以直达入口的车道。
对5000座宴会厅，张镈原先设计的厅内中间高周边低，似乎显出主次。周总理说，这样不行，大家都是平等的，让每一个来参加宴会的人，没有主宾次宾的感觉。
张镈曾表示，周恩来从人的实际观感出发的分析，时常让自己走在数字运算和图纸线条的惯常思维误区的时候柳暗花明。
如今，大会堂穹隆顶中心镶嵌直径5米的五角星灯，三圈水波纹暗槽灯环绕似璀璨的围拱的群星。而顶棚大弧线与墙身以大圆角交接，使得上下浑然一体。马国馨介绍，这种“满天星斗”“水天一色”之感，也来自周恩来所启发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总理虽然不是搞建筑的，可考虑得更全面更长远。” 马国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恩来知道大会堂工期特别紧张，可能有许多遗留问题，就提出要一年完成，5年维修，“留有余地”。
实际后来也是如此。人民大会堂又增加了台湾厅、澳门厅等，都能找到富余的空间。
毛泽东将这座大会堂命名为“人民大会堂”，“因为它是属于人民的。” 作家冰心在《走进人民大会堂》里如是形容：“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