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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万历十七年（1589年）袁可立进士及第，出任苏州府推官，明代各府设推官一名，正七品，掌理刑名、赞计典。明代的苏州府富庶甲于天下，为国家重地，权贵豪强众多，最为难治，刑狱之事比其他地方更为复杂繁多，“胥吏抱牍如山，公（袁可立）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
当时日本掌权者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倭寇出没于海上，苏州一带沿海戒严，吴中富家子弟王士驌、乔一琦等招募乡民御倭保家，时常操练，十分招摇。有仇家举报他们意图谋反，要知道在古代，谋反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抚按为之色变”。这样的事别人碰到躲都来不及，然而袁可立“深明其不然”，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担保他们没有谋反，“四郡会谳，卒无事”。
袁可立曾经巡查海上的兵饷，一个武将要赠送给他三把倭刀，被他拒绝了，但是袁可立心里明白这是琉球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海上军报抓获“倭寇”20人，缴获器物若干。巡抚令袁可立查验，发现所缴获的器物里有先前见过的三把倭刀。袁可立心中起疑，将“倭寇”暂时关到吴县监禁进行调查。不久，琉球的贡使到来，才弄清楚那些所谓的“倭寇”是琉球的良民，因为运粮在海上遇到风浪，却被当成倭寇，袁可立把他们都释放了。为感谢袁可立的救命之恩，琉球为袁可立建庙敬供。
时任苏州知府石昆玉清廉正直，治理苏州很有政绩，但是却因为不会讨好权贵得罪了巡抚李涞，李涞借故弹劾，将石昆玉下狱查问，其他的官员都害怕得罪巡抚，不敢为石昆玉申冤。唯有袁可立说：“吾不能以真是非佐上官喜怒，有独任怨耳。”为石昆玉申冤，查明了案情，洗刷了不白之冤。巡抚李涞因此羞愧自劾去职，袁可立也因此事声名远扬，不单是苏州本地，就是其他地方有疑难事情也来请他裁断。
推官只不过区区七品，是州府的佐贰官，并不是主官，但袁可立后来却以苏州府推官身份被祀于苏州名宦祠，与文天祥、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是明清两代500多年里所有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苏州名宦祠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袁可立以政绩第一受到万历皇帝亲自召见，升任山西道监察御史。
（二）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的威胁日益严重，天启帝日夜忧虑边事，袁可立上平辽七条方略，“上悉嘉纳允行之”。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帝“谓弹压登莱非公（袁可立）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后金当时已经占领整个辽东半岛，对明朝的威胁越来越大。登莱地区已成为前沿阵地，袁可立严肃军纪，建设水师，积有战船4000余艘，使登莱军力大大增强，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的安全，而且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陆路对山海关一线的压力。袁可立积极掌控制海权，屯兵各岛间，于战略要地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分区设防，往来巡逻于海上，“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后金的）布帆草筏于是绝迹”。
袁可立对后金并不是一味防守，他积极进取步步为营向前推进，大力支持毛文龙开创东江镇，招抚安置大量辽东流民，不断袭扰后金腹地，消灭后金有生力量，日益成为后金心腹大患。天启三年（1623年），袁可立令登莱、东江两镇兵马出击后金，沈有容“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大将张盘率军一举攻下金州，乘胜收复旅顺等地。金州、复州等地的收复，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可立还策反了努尔哈赤以姻婿待之的刘爱塔，这也是明与后金战争史上明朝诱降后金级别最高的将领。更重要的是，刘爱塔反金归明造成了后金汉官降将瓦解殆尽。
难能可贵的是，袁可立卸任登莱巡抚时，“及归之日，角巾野服，口不言功”。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在登州名宦祠中，整个明朝登莱十四任巡抚里，袁可立是唯一被列入的，也是公认的最有政绩、最有作为的一任巡抚。
（三）
天启五年（1625年），天启帝传谕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思帷幄臣”，召袁可立回朝“入赞戎枢”，先为兵部右侍郎，再改兵部左侍郎。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本身并无党附，只是一心为国为民，但他与东林党高攀龙、冯从吾为同年，魏忠贤一党对他多有忌惮。
魏忠贤一党逐渐掌握朝政大权，东林党的大员逐渐被扫除干净，朝中能制衡魏忠贤一党的力量已经不多，袁可立挺身而出，与魏忠贤一党“数有所抵牾”，当时朝野赞颂甚而主张为魏忠贤建生祠者多不胜数，后来崇祯帝查办魏忠贤，查实的主张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唯独袁可立没有参与。大学士黄道周感叹道：“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南京户部尚书正好空缺，廷议推举袁可立，但是魏忠贤一党已经无法再容忍袁可立，“传票致仕”，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遂归故里。
崇祯六年（1633年），袁可立病逝于睢州，崇祯帝亲派使者祭葬，内阁首辅孔贞运亲自撰写墓志铭：“使天假数年，则公（袁可立）将奋谋决策，焚冒顿之虎落，犁老上之龙庭，以抒我皇上东顾之忧。”入睢州乡贤祠。
无论是作为地方的推官、巡抚，还是作为身居庙堂的大臣，袁可立一生为国为民，诚如名士陈继儒所言“生死无暇，荣哀兼备，盖先朝之宝臣，而亦后来学士大夫出处之榜样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