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视野下的中共建党

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初期在国际国内一系列因素综合催促下诞生的。100年之后，在回溯这个毛泽东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时，我们的视野已更加宽阔，对背景和细节的了解也有更多更准确的认知。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政党政治的出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20世纪之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十分腐朽，中华民族也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在中国社会性质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悄然发生变化，其重要方面是工人阶级的长成、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中国的产业工人最初产生于西方列强在华设立的企业和洋务运动的官办企业之中。民族资产阶级则稍后，是从买办、官僚和地主中分化而来。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和设立专科学校使中国有了最早一批接受西式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

在20世纪的头20年，随着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中国社会的变迁呈加速之势，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逐步形成。这就为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人才和思想基础。

1901年，曾镇压戊戌变法的慈禧太后推行“新政”，其目的是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迟来而不情愿的改革未能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却开启了发展民族实业和西式教育的大门。各种工商企业的开办和商会纷纷成立，增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使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大量新式学堂的兴办，则使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得以形成。这一代知识分子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虽然这场革命在形式上是温和的，而且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三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但是，这场革命开辟了20世纪伟大中国革命的时代，其具有的深刻内涵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彰显。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竖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促进了中国人的思想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起一大批志士仁人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行民主而英勇奋斗，从此反动势力再不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

辛亥革命掀起了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纷纷登台亮相，过去被专制统治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严禁的政党组织竞相成立，各种名目的政纲、宣言遍布报刊，各种“主义”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尽管这时的政党组织五花八门，不少带有会党性质，但中国政党政治的时代毕竟来临了。

除政治方面的变化之外，辛亥革命还加快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判断、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转变。这一系列转变不仅有利于吸引和动员人们关注和参与政治生活，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视野。

时势潮流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10年，无论是中国的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先是袁世凯称帝遭到举国反对；随后，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和混战加剧社会动荡和分裂，同时也使得北洋政府无法对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国内政局的动荡，加上相继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五四爱国运动等重大事件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中国先进分子为救国救民进行的探索改变了方向。

纷乱的时局激发人们思索，新文化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认为，要改变中国，必须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一年后，这本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运动能够蔚成风气，引导潮流，得益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教育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上任后即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学方针，实行民主办学，鼓励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和开展社团活动。他陆续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风，也为各种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荟萃北大，《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地。随着一批积极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报刊陆续创办，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失败，针对群众思想蒙昧落后，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这场运动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学革命的意义并非限于文化方面。如果没有白话文的流行，外国的新概念、新思想便无法比较准确地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并为国人所理解。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得新文化运动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最初曾鼓吹“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然而，惨烈的世界大战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矛盾，这种制度在国人心目中倍受推崇的地位开始动摇。

战争与革命在历史上经常互相衔接。大战后期，首先在俄国发生了两次革命。1917年3月（俄历2月）发生的“二月革命”，推翻了统治俄国达三百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当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又爆发“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的工人群众和士兵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接着，欧洲掀起一场大范围的革命风暴。随后两年，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也高涨起来。

对于俄国二月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这标志着君主制在世界范围内已走到尽头。那时看来，俄国人似乎在走中国的路。8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但消息传到中国并没有引起舆论界的很大反响。中国思想界正沉浸于新文化运动大潮初起的兴奋之中，一时尚未意识到俄国两次革命各不相同的性质。直到近一年以后，思想敏锐的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开始领悟十月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然而，在1919年年初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列强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正义要求，包括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等，而且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

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在人民群众中，尤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到天安门前集会，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从5月初到6月初，这场运动以学生为主。6月5日，上海工人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罢工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商人也举行罢市。工人罢工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和100多个城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醒”，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明显动向是转向社会主义。相当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怀疑甚至放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不过，五四时期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各式各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思想流派。

当时，绝大多数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如同“隔着纱窗看晓雾”。但是，这代人一个可贵的特点是身体力行，勇于尝试新事物。1919年年底，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组织互助社，过起“共产主义的生活”，并希望把这种做法逐渐推广到全社会，从而实现“平和的经济革命”。还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国的劳动共产村的做法，进行“新村”实验。这些实验自然是昙花一现，但对于参与其中的那批进步青年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为他们摒弃空想社会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改良主义思想、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国的工具，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化中期，它传播到中国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过程。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曾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介绍，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直到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陡然加速，其影响迅速扩大。

李大钊是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三篇文章，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这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世界历史的潮流。1919年秋，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表明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那段时间已有一批海外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除李大钊外，还有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个人经历对这批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也具有重要作用，陈独秀最为典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身处新旧思潮交锋的漩涡，对辛亥革命以来，尤其对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政治的黑暗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对西方列强有过很大的幻想，因此中国外交失败给他的刺激甚大。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在近百日的囚禁之中，他痛定思痛，认识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和组织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陈独秀出狱后很快就转变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当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深感失望之时，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这些承诺后来虽未兑现，但当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对于扩大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经过五四运动，此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许多是马恩著作的节译。这样集中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实属罕见。与此同时，“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也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心声。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北京，1920年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先进分子建立联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除李大钊、陈独秀外，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还有一批年轻人，如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张闻天、向警予等。

经过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积淀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政党的条件逐渐形成。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也准备派遣代表来华，以了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借助一战后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的革命形势，为改变苏俄政权极其困难的处境，列宁联合30多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于1919年3月发起成立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此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成立。但不久，欧洲的革命浪潮趋于消退。列宁便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中国，寄希望于那里的革命运动。

1920年，苏俄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派遣使者到中国去。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维经斯基。他于四五月间来华，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见面。通过双方的接触交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俄国革命的情况和苏俄的政策有了具体的了解，维经斯基也初步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随后，维经斯基又与上海其他一些进步社团广泛接触，并向陈独秀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建议。

在筹备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与维经斯基之间发生过一些分歧。主要是陈独秀坚持建立一个由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党；维经斯基则试图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联合在一起，先成立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同盟，待时机成熟后再成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并为此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上海革命局等机构。不过，实际情况表明还是陈独秀的主张更可行。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该组织成立后即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地点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以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党员。到1920年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其成员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先进分子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两项工作：一项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这时，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已发生分化，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实业救国等思想的论争。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推动建党工作的开展，并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采取出版报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利用学校讲坛等多种形式，建立并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另一项是深入到工厂、矿山、码头，开展工人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这时，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已达到200万左右，是支撑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1920年春，陈独秀到上海后即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也积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义创办各种劳动补习学校，结合工人生活和斗争，诉说工人的要求，以通俗的方式传播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引起广泛共鸣。

由于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各地成立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中共一大的召开与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经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联系，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原定在7月初召开，后因各地代表难以按时抵达而推迟至7月下旬。

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召开。国内各地和旅日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参加，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在广东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会议。7月30日晚，会议因一敌探闯入而立即解散。此后，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但从这时起，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

一年以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党的第一个章程，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选择马列主义，或者说马列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是由于它提供了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开展阶级斗争以实行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政党。这是当时传入中国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论所不具备的。

第二，党的纲领以中国现实的政治需要为依托。虽然从形式上看，中共的纲领受到共产国际的极大影响，但其反映的诉求却完全是中国的。党的最低纲领即现阶段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最低纲领与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具有高度一致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这其实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和“大同”思想暗合。

第三，中共在最初的革命活动中就表现出自己鲜明的阶级属性。中共成立之初，党员人数很少，成分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但是，中共却采取了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采取过的办法，即深入中国社会底层，与工农结合，发动工农运动。先进的知识精英主动投身和引导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革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上述三个特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主要是党的奋斗目标是可以长期坚持的，这一奋斗目标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先进分子和希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这一奋斗目标也使中国共产党有理由相信，自己不仅是工人阶级，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