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新农人”，文艺准备好了吗？

目前，中国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仍占四成以上。农村人口仍有很多，但农村已不是从前的那个农村：直播带货成了“新农具”，小汽车开始代替“牛车马车三蹦子”，袅袅炊烟因天然气的入户而不再成为一景，乡间草庐早已被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取代。古老的乡村地理符号的消逝，意味着已经被美学化、文学化的具体指向不复存在，如何面对这种猝然而至的空间轮转，如何书写当下的新农村、“新农人”，这是今天的文艺家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新农村和“新农人”的文艺书写变得复杂而具挑战性

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农民不仅端稳了饭碗，迈进了小康，其精神面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农村的社会治理机制等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过去“靠天吃饭”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发展模式有了根本转变；众多乡镇企业从“能人治企”向现代治理方式转型，有的已经上市，甚至走向了世界；农业生产基本告别了镰刀锄头，农业机械在农村得到了广泛应用，直播带货甚至成了“新农具”。

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很多农村不仅用上了自来水，铺上了柏油路，天然气也开始入户。中国农村家庭汽车保有率，已从2000年的0.2%增长至2020年的20%，2024年预计将达到40%，中国农民的出行方式早已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牛车马车三蹦子”。

新农村的治理方式和人才结构日趋现代化。“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以及返乡的新乡贤，带来了理念、技术、资金、知识……过去大家关注的“空巢村落”，如今不少已成为挥洒梦想的热土，甚至孵化出李子柒式的国际网红。

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广播、电视、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乡村博物馆、乡村文化活动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众多来自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登上国际舞台……此外，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发展，也让千百年来“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身份界限日趋模糊。农村面貌的巨变、城乡文化的融合以及各种因素的纠缠和影响，为文艺家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陌生的书写对象，也让对新农村和“新农人”的文艺书写变得复杂而具挑战性。

乡村文艺叙事，不能沉浸在自己想象的田园牧歌中，也不能纵情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暗黑书写

从刻画旧中国农民形象的《故乡》《祝福》到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曲《南泥湾》到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历史上，我们从不缺乏优秀的农村题材文艺作品。

然而，进入新世纪，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大量社会资本裹挟着算法、流量逻辑涌入文艺领域，给现实题材文艺创作造成巨大冲击，当代农村题材文艺作品供给严重不足。

文学方面，网络文学少见农村题材自不待言。严肃文学领域，2010年以来的两届茅盾文学奖，十部获奖作品中没有一部反映当下农村生活。

电视剧方面，近年来现实主义成为创作重点，可走红的多为都市题材，农村题材并未受到过多关注。数据显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0年10月备案公示的当代题材剧目有42部，当代农村题材仅有8部；11月备案公示的当代题材剧目有31部，当代农村题材仅有8部。2020年，第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6部获奖电视剧中，只有《索玛花开》《岁岁年年柿柿红》两部为农村题材，而第26届电视文艺星光奖20部获奖作品中，也仅有《海兰江畔稻花香》《我们在行动》第四季两部为农村题材。

戏剧戏曲方面，当代题材的农村戏倒是不少，但鲜有能引起强烈关注的作品。至于电影、综艺节目，充斥大小屏的全都是迷妹、迷弟、“浪姐”，农民的身影几乎见不到，农村似乎已成为这些文艺类型遗忘的角落。

除了数量上的不足，现有的农村题材文艺叙事，作者要么沉浸在自己想象的田园牧歌中，要么纵情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暗黑书写，尤以后者为甚。过去矮化丑化套路化农民的现象仍在继续。在一些作品中，来自农村的“凤凰男”经过打拼，在城市取得了一番成就，必然有乡下的七大姑八大姨上门提出奇葩要求；从农村走出来的独立自强的职业女性，总有一位逼其充当“伏弟魔”的农村母亲。还有一些农村题材作品，农民不是忙着谈恋爱，就是忙于勾心斗角、争当乡村干部。甚至在一些扶贫题材作品中，为了突出“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的光辉形象，总要拉来一些“不识时务、自私自利、冥顽不化”的农民当反派、做配角。

需要说明的是，创作者回避乡村转型中激烈的现实矛盾而选择较为讨巧的乡村致富故事、农民进城故事，与其迎合市场、追求经济效益的动机不无关系。在一个流行时尚日趋“走向消费娱乐”的时代，那些表现沉重的乡村现实、探讨严肃农民问题的作品不受都市年轻消费人群的待见，因而在市场上少有人问津。

围绕乡村文化的根与魂，既描绘农村物质上的巨变，也书写农民心灵的嬗变

文艺的核心是人，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应该让农民当主角、站C位。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历史当口，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是跳过人生“龙门”的农村大学生，不管是奋战在扶贫一线的乡村干部，还是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儿童，他们都值得书写，而且应该写出他们的动人故事、复杂情感、幽深精神。创作者如果把眼光局限在传统农村题材作品关注的封闭领域，目光的探照自然就显得逼仄；如果端坐在书斋里寻章摘句而不深入农村生活现场，自然无法捕捉到当下农村生活的五色斑斓。

具体言之，当下的乡土书写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着力点上，要客观呈现新农村的崭新生活面貌，特别是巨大变化，改变过去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二是形式上，要注重用新的表达方式讲好新农村故事，应用更多融媒体的文艺语言和新的传播技术；三是让“新农人”成为乡土叙事的主角，而不能仅仅作为陪衬。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文艺工作者开始进行尝试和探索。比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以“笑中带泪”的形式让观众看到了农村老家的巨大变化，慰藉了观众的乡愁，也让观众思考小康社会、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重大命题。山东卫视的《田园中国》节目跳出了“下乡帮扶”“明星采风”的窠臼，主持人与青年代表、农业专家混合组队共赴一场乡村旅行，既有城市青年对新时代农村变化“大呼哇塞”的真实体验，为“网生代”打开了一扇了解农村的窗口，也有专家对乡村振兴样板村的审慎观察和观点输出，为其他地方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不过，上述作品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形式上，并且记录的多是当下农村物质上的变化，深刻描绘新时代农民心灵嬗变的作品目前仍然比较缺乏。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应该围绕乡村文化的根与魂，把握地域性、民族性的乡村图景以及乡风民情和活态文化，以建立文本内部的精神内核。

农村题材文艺作品在内容、视角、主题、人物、风格等方面的选择、取舍和衍变，折射出中国乡村发展进程的艰难曲折。通过不同的农村题材文艺作品，我们能够看到乡土中国转型发展的轨迹。因此，农村题材文艺作品不能也不应缺席这个时代，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故事应被继续生动地讲述下去。

（作者：关玲，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院长；杨健，系资深媒体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