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只能办得更好

城乡问题是国之大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乡村城市化”理论；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率先提出了“城乡融合”思想。城乡问题在经典作家那里是重要命题，在今天依然是重要命题。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十年来年均提升1.42个百分点，与上一个普查周期相比，城镇化进一步加快。在这种情形下追求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只讲城镇化一头，越是城镇化，越要乡村振兴。

强化乡村教育的流动逻辑，办好流动中的乡村教育

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表面看，这里没有提出教育振兴，但乡村教育振兴确是乡村振兴的隐性逻辑。流动性是今天乡村教育的典型特征。流动性的产生，根本上是城镇化带来的城乡边界的动态调整。理论上，城之外就是乡。但城市的建成区是随着城镇化而变动的。因此，城乡的边界是动态的。在城镇化驱动下，不断有乡变成了城，不断有乡村教育变成了城市教育，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将持续处于动态中。

认识到乡村教育的流动逻辑，对于乡村教育振兴十分重要。现在对乡村教育的讨论，夹杂着两种逻辑。应进一步强化乡村教育的流动逻辑，在流动意义上完善乡村教育理论和政策。流动中的乡村教育应该是一种大教育。在功能上要培养乡村儿童，也要促进乡风文明；乡村学校既是乡村教育中心，也是乡村文化中心。

在通过控辍保学扶相对贫困中强化乡村教育作用。控辍保学重点在乡村，流动性让控辍保学工作更为复杂。学术界有一个共识，高一级教育的机会是否平等，在更早的求学阶段就埋下了伏笔。乡村教育主要是义务教育，这个阶段上得了学、上好了学，后续就有更多、更平等的教育机会，进而就有脱贫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更多可能。在脱贫攻坚战中，教育通过控辍保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重要的减贫机制。随着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绝对贫困问题转化为相对贫困问题。根据经合组织的方法，人均收入中位数水平的50％至60％为相对贫困的标准。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7540元，那么相对贫困的标准应在13770~16524元之间。2020年我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中位数是15204元。看得出来，现阶段相对贫困的群体比前阶段绝对贫困的群体更大，意味着乡村教育扶相对贫困的任务更重。2020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2%，控辍保学实现了动态清零，下一步要实现常态清零。

乡村教育只能办得更好。毋庸讳言，当前举办流动中的乡村教育，从效益角度看成本的确很高。但乡村教育是以物质资本换人力资本的事业，仅仅理解为花钱的事情是不全面的。个中更深层的含义，是从一开始就触发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办好流动中的乡村教育，通过控辍保学常态清零来扶相对贫困，具有教育、政治、社会和道德上的多重意义。

完善乡村教师供给，促进乡村儿童健康成长

在从身份化向岗位化的转变中供给乡村教师。教师问题始终是教育的核心问题，任何教育变革都要依靠教师来落实。乡村教育也是如此。当前，乡村教师仍然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短板。从我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历史看，人们对乡村教师的认识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一开始是“乡村地区作为职业的教师”。那个时候很少用城市教师和乡村教师来称谓，反倒是公民办教师的区分，甚于城乡教师的区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越来越明显，于是出现了“作为身份的乡村教师”。乡村教师类型化了，“中师”就是典型的代表。流动性让乡村教师供给出现了第三种认识，就是“作为岗位的乡村教师”。乡村教师从身份化到岗位化的转换，是乡村教师供给思路的重大调整。任何立足身份化讨论乡村教师，都不符合流动的乡村教育的实际。现在的乡村教师供给，应该围绕“岗位化”来完善。

在摈弃“离农”“为农”思维中促进乡村儿童成长。乡村教育价值集中体现在促进乡村儿童健康成长上。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37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长69.73%，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有流动人口，必有流动人口子女，一部分叫随迁子女，一部分叫留守儿童。后者成为乡村教育的对象。从一般意义上讲，乡村教育终归是教育，其价值就是育人育才；乡村儿童终归是儿童，其成长旨在健康幸福。人人都有追求健康幸福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理由说乡村教育一定“为农”，乡村儿童不得“离农”。反倒是，希望乡村教育在促进社会纵向流动上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流动性让乡村儿童的成长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为此，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一是“留”而有安全感地成长。留守儿童上学距离变远，缺乏亲情抚慰，身心安全易有隐患。二是“寄”而有获得感地成长。现在，寄宿制学校是乡村教育的重要形式。但应高度重视寄宿制学校的教育质量问题，确保“寄而良育”。三是“学”而有方向感地成长。应让乡村儿童在学习中树立志向，明白出生不能改变，但人生可以书写。

（作者：邓友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