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大我 毕生求索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患病者脸部、肢体畸形，加之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和歧视，患者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1970年，李桓英在中国流调现场第一次见到了麻风病患者，她就暗下决心，立志要攻克令人闻风丧胆的麻风病。

李桓英1921年8月出生于北京。她先后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而后成为世卫组织首批官员。1957年，7年期满时，世卫组织主动提出续约5年的邀请。可此时，事业的发展和优渥的生活挡不住李桓英一颗爱国之心，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消息更激励了她。她谢绝世卫组织挽留，瞒着已经移民美国的家人，只身一人绕道欧洲，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祖国。

每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回国？李桓英总是坚定地说道：“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是我的根，我绝不能忘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正是急需人才之际。我要把学会的知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选择麻风病防治，李桓英以科学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执着成为她鲜明的职业精神。1978年改革开放后，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在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将全部精力贡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

在那个“谈麻色变”的时期，迷信和恐惧是麻风病的大敌，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而李桓英却始终都是面对面接触，从不畏惧。每来到一个患病的村寨，都会引来村民们的一片惊奇：村里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她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就喝，饭捧起就吃。病人试探着同他握手，她就拉着他们的手长时间不放。

“麻风病传染性有限，可防、可治，不可怕。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李桓英说，“每当我想起麻风病人在承受疾病与歧视的双重折磨而过着痛苦凄凉的生活，我就非常难过，这也更加坚定了我要跟麻风病作战的决心。”

虽然氨苯砜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问世，但麻风病的防治在世界上还没有更成熟更有效的方案。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法，李桓英敢于创新，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使我国的麻风病人从原来的11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而且年复发率仅为 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年复发率小于1%的标准。

传染病无国界，但医生有国籍。李桓英教授作为中国的医学科学家，心怀大我，把人民的健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同时更是将中国防治麻风的方案贡献给世界，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1994年“短程联合化疗”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解除了疾苦。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极大促进了麻风病的早发现、早治疗。

几十年来，李桓英不断优化治疗方案，缩短了疗程，消除歧视。她解决了该领域的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整体规划，为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1年，李桓英主持的“全国控制和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施研究”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016年9月，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在北京召开，李桓英荣获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当月，95岁高龄的李桓英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作了快60年，从回国开始就从未后悔，但我深知如果不入党我一定会后悔。”李桓英说，“以前我总觉得自己还不行，还不合格，现在我觉得自己应该合格了。”

李桓英一生孑然一身，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麻防事业，在国内外麻风病防治领域取得了常人难以超越的成绩，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如今，已过期颐之年，她仍然心系麻防事业。李桓英说：“对于彻底战胜麻风病，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愿意在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继续工作，为实现没有麻风的世界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