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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迎来建党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100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100年，是开创历史、奠定基业、开辟未来的100年。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本刊特别推出专题报道“我是共产党员”，节选人民日报出版社“百年大党群英谱”系列图书的精彩篇章，同时派出记者采写一线党员的生动故事，让一个个立体丰满、真实感人的共产党员向我们走来……
2017年5月7日7时21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吴文俊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
记得2011年夏天，记者有幸到吴先生家拜访过他，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吴老刚从医院回家没几天，因下雨路滑，爱“遛弯儿”的吴老不小心摔了一大跤，但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好心情，他依旧乐呵呵，笑起来像个孩子一样……
熟悉吴文俊的人，都说他可爱开朗、充满活力，对未知的新领域永远充满着好奇心。基础研究是“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正是这种好奇之心，驱动着吴文俊在数学王国里自由探索，乐此不疲。
“数学研究机械化是脑力劳动机械化的起点，我们要打开这个局面”
1956年，一位37岁的年轻人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著名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便当选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这个一鸣惊人的年轻人便是吴文俊。
拓扑学主要研究几何形体的连续性，是许多数学分支的重要基础，被认为是现代数学的两个支柱之一。吴文俊把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示性类”与“吴示嵌类”的引入和“吴公式”的建立，并有许多重要应用被编入名著。数学界公认，在拓扑学的研究中，吴文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极大地推进了拓扑学的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靠这个都可以吃一辈子了”。但功成名就的吴文俊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地向数学的未知领域进发。
“吴先生认为，为了使中国数学达到‘没有英雄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创立自己的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中科院院士郭雷说，“比如，1976年，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敏锐地觉察到计算机具有极大发展潜力，认为其作为新的工具必将大范围地介入数学研究中来，于是他义无反顾地中断了自己熟悉的拓扑学研究，开始攀越学术生涯的第二座高峰——数学机械化。”
实现脑力劳动机械化，是吴文俊的理想和追求。“工业时代，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机械化，现在是计算机时代，脑力劳动机械化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说，“数学研究机械化是脑力劳动机械化的起点，因为数学表达非常精确严密，叙述简明。我们要打开这个局面。”
1977年，吴文俊关于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首次取得成功，从此，完全由中国人开拓的一条数学道路铺展在世人面前。
数十年间，吴文俊不仅提出了“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吴方法”“吴中心”，更形成了“吴学派”。这一近代数学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开创的新领域，吸引了各国数学家前来学习。
“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在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的印象中，开朗爱笑的吴文俊很少发火，但有一次他真的是“发火”了！
那是在吴文俊从事数学机械化研究初期，他的研究方向受到不少人的质疑和反对，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一次，一位资深数学家当面质问他：“外国人搞机器证明都是用数理逻辑，你怎么不用数理逻辑？”吴文俊激动地回答：“外国人搞的我就不搞，外国人不搞的我就搞！这是我的基本原则：不能跟外国人屁股走。”
吴文俊之所以能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杰出成就，正是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创新激情。“吴先生认为，创新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学术生命是应该能够终身保持的。”郭雷说。
是的，创新和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探索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文俊也正是这样以身示范的。
20世纪70年代，年近60的吴文俊决定开始从头学习计算机语言。
他亲自在袖珍计算器和台式计算机上编制计算程序，尝尽了在微机上操作的甘苦。“那时计算机的操作可不像现在的计算机这么简单方便。”吴文俊说。
在利用HP-1000计算机进行研究的那段时间内，吴文俊的工作日程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清早，他来到机房外等候开门，进入机房之后便八九小时不间断工作；下午5点左右，他步行回家吃饭，并利用这个时间抓紧整理分析计算结果；到傍晚7点左右，他又到机房工作。有时候他甚至午夜之后才回家休息，清晨又回到机房。为了节省时间，当时他节制业余爱好，读小说也只读短篇，怕长篇误事，耽搁时间。
“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
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吴尽昭是吴文俊的学生，在他的印象里，老师虽成就斐然，但始终淡泊名利。“先生常对我们说：‘不为获奖而工作，应为工作而获奖。’这正是先生长久以来对待奖项荣誉的态度。读博期间到先生家里学习拜访，满室书卷是先生家里最大的特色，从没见过任何奖杯奖状被摆放出来。”吴尽昭说，“他不肯从数百万的巨额奖金中拿出一部分改善生活条件，却用来开展自主选题的研究，支持优秀项目。”
“吴先生衣着朴素，谈吐随和。”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李廉谈起吴文俊给自己留下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末，吴先生随政协考察团来甘肃，大约8月底，天气还比较热，吴先生一身短裤短衬衣，背了一个很普通的挎包，一个人从下榻的宾馆走到兰州大学来找我，令我十分惊讶又感慨万分……在吴先生身上，我真正领会了如何去做一个纯粹的人的道理。”
郭雷对此也印象深刻：“多年来，每次到吴先生家拜访都发现客厅陈设依旧，十分简朴。在我眼里，吴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
“搞学术研究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
吴文俊之所以能达到很高的学术境界，除了他具有强烈的创新激情外，还源于他兴趣广泛，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心灵。吴文俊被老伴儿笑称“贪玩”，活力不亚于年轻人。
有一次，吴文俊和同事们一起去香港参加学术研讨。活动间隙，已年逾古稀的他竟然自己偷偷溜去游乐园坐过山车，还玩得不亦乐乎。还有一次在澳大利亚，吴老“顽皮”地将蟒蛇缠在脖子上，吓得旁人纷纷后退，直冒冷汗。
生前，每当提起这两次经历，吴老说只是觉得好玩、好奇，自己也想试试。
工作之余，吴文俊还有很多“时髦”的爱好，比如看看围棋比赛，去小店喝喝咖啡，到影院看看电影，读读历史小说。
吴文俊说，读历史书籍、看历史影片，帮助了他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他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别看围棋中的小小棋子，每个棋子下到哪儿都至关重要，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们搞学术研究也是这样，要有发展眼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这样才能出大成果。”
“吴先生虽然兴趣广泛，但他认为，为了把研究目标搞清楚，就得有所牺牲。他是通过对有些方面‘不求甚解’，省出时间来，对某些方面求其甚解、理解得比所有人都深入。”郭雷说。
（《人民周刊》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