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时代快车 自由奔走

时代快车的转向有时仅需几年。2003年，张军辉离开广东惠州，举家搬到香港，他以为自己的生意会迅速铺开，以香港为跳板，几年后一家人就可以考虑搬到欧洲或者美国，开启一段新生活——一个典型的“欧美梦”。

但在2008年，时代列车却突然转了个弯：张军辉退租了在香港的办公室，带着业务回到惠州，重新寻找机会。

他的妻子是香港人，当年一家人离开惠州，妻子是坚定的支持者；5年后，张军辉要回来，妻子也赞同丈夫的决定，他说：“时代变了。”

离开惠州时，张军辉正是而立之年。此前，他是位贸易“掮客”，将大陆廉价的商品卖到香港以及欧美等地，赚些差价。

当年，惠州的发展还有许多不足，张军辉不怎么费力就能列出许多：比如出口退税慢，往往需要等待半年以上；物流效率低，成本却比深圳、东莞等地高出许多；甚至开办企业都阻碍重重——办理一张营业执照要等待月余……

张军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选择去香港，自己是“毫不犹豫”的。和当时的惠州相比，香港“几乎都是优势”。

要理解香港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有人说，最好的方法是把它看成一个变压器，连接着两个不同电压的电路——过去几十年，在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进程中，香港巧妙地发挥了连接中国和世界的作用。

那是一片热土，张军辉来到这里后，国际型大都市的面貌带给他的冲击巨大。刚开始时，走在高楼林立的路上，他能“兴奋很久”，餐厅里到处都能听到“寸土寸金”的故事，港口来往不息的货船彰显着贸易的繁荣，“感觉眼界都不一样了”。

可是，这样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太久，柴米油盐的日子终归占据了现实的绝大部分时间。

他要租办公室，4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月租金要近两万港币，想借助国际贸易港的优势多开拓些业务，但业务量却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而且人工成本居高不下。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有必要花这么高的成本在香港设立一个办公室吗？”

除了生意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不舒适感更重，衣食住行的成本迅速提升。张军辉说，不久后他就发现，香港其实有两个，一个在高楼大厦里，一个散落在高楼大厦的缝隙里，“落差很大”。

就如奔赴香港一样，作出返回惠州的决定只花了张军辉一家很短的时间。多年后谈起这事，他有些后悔，后悔的不是回来本身，而是回来迟了。

张军辉离开惠州那年，中国经济掀起了新一轮增长高潮。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GDP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这样的速度也不曾受到很大影响，9.7%的增长率仍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

“经济的飞速发展真是超出我的想象。”家乡惠州变得不那么熟悉，张军辉说，一段时间不注意，就会发现城市这边多了一条新路，那边又多了几栋新大楼。

回来前，他曾算过一笔账：在惠州租1平方米的厂房只需要8元，工人的平均工资大概在1000元/月。他最关心的物流体系，在短短5年里，效率提升了数倍，成本同步降低了不少。

2008年，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张军辉投资了世祥(惠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开始深耕塑料制品行业。他已不再满足仅充当一名贸易“掮客”，“我们看好内地的未来，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不管你做任何项目，我觉得它的前景都是广阔的”。

这些年，张军辉的生意越做越大，对内地发展机会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让他感慨不已：一切都在飞速向前。

他说，政府现在对他们几乎是“保姆式”服务，各种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沟通解决，服务也越来越完善。一个可以佐证的事实是，过去需要等待月余才能拿到的营业执照，现在只需要一天。

大湾区的红利开始不断释放。为了吸引港澳青年来内地就业创业，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便利措施，比如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不需再办就业许可证。广东持续推进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体系和各类创新创业载体建设，在政策、服务、环境等多方面发力，只为“留住人才”。

张军辉观察到，在惠州，他周边的企业都在加速扩产，新的项目也在不断落地。前段时间，一位在香港做了20年保险业务的朋友和他聊天，希望他能多给自己介绍些内地客户，“以前他们都觉得香港是优于内地的，现在两边都非常看好内地市场”。

少数人的选择最终成了多数。这位创业者如今经常参加政府组织的业务交流活动，让他高兴的是，身边港籍创业者越来越多。他说，政府给了这么大的平台，“这时代快车一定要赶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