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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于长洪、丁铭、达日罕、叶紫嫣
跨越太平洋的追寻
“阳早”，“寒春”，是一对美国夫妻的中文名，阳早英文名是Erwin Engst，寒春英文名是Joan Hinton。
阳早出身于美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曾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而寒春出身于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曾是“原子能之父”费米教授的助手，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与著名的华裔核物理学家杨振宁是同班同学。
寒春的哥哥韩丁与阳早同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并且是室友，机缘巧合便为两人搭起了“鹊桥”。
阳早从小就与农牧业打交道，早晚挤奶和喂牛都在天不亮和天黑时进行，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每天提两次灯笼照亮牛棚。长大点后，除挤奶和喂牛工作外，还要搬木头烧火给屋子取暖。
阳早15岁时便开始关注俄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好奇。也许是打灯笼“照亮牛棚”的感受吧，他受到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红色书籍的感染，书中有关不允许高层干部获得高薪和特权的内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年以后，阳早再也不能安心在农场喂牛挤奶了，他脑海中老是萦绕着一个声音：进步人士必须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阳早决定拍卖自己的奶牛，去参军。然而，他没有赶上反法西斯的末班车，就在他拍卖奶牛的前几天，日本投降了。而此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他决定去中国看看。
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打算海运一批荷尔斯坦奶牛到中国和东欧，正寻找奶牛专家与牛同行。对阳早来说，这工作太理想了，他毫不犹豫地提交了申请书。在漫长的等待中，阳早恶补了中文，1946年3月他乘美军飞机抵上海。
可下飞机后，眼前的世界却是另一副样子：他看到妇女拿着卖孩子的钱买东西吃，皮条客在街上拉人，尸体在水沟里腐烂……
之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又组织“饥饿调查团”去湖南救济营，阳早又以农业代表职位参加，看到了更可怕的场面：在白色的帐篷里，躺着大量垂死的人们；绝望至极的失地农民，蹒跚着走入营地，伸出骨瘦如柴的双手；营地的工作人员给难民每人一小半碗面粉，他们没有办法烹饪，当他们在成群的苍蝇当中死去时，手中还徒劳地抓着那半碗面粉……
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却极度腐败，人们在卡车边死去，不是因为没有救济食物，而是因为供给的食物被腐败官员偷运并囤积起来以获暴利。调查团估计，长沙每天大约有200具尸体被清理。
这样的场景让阳早开始思考，他能为这样的中国做些什么？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入秋，解放区传来消息，如去延安，要尽快。此时，《红星照耀中国》所展示的另一个世界在阳早脑海中盘旋，他马上辞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职务，赶到延安。
在这里，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差别让他叹服！延安虽贫穷，人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甚至露着线头，但很整洁。特别是脸上都流露着自信而乐观的微笑。不管什么人，不分性别、年龄和等级，都受到尊重。没有乞讨、没有皮条客，更没有在豪车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官员。
几天之后，阳早到延安最重要的农业实验基地光华农场工作，这里有奶牛场，农场有30来头奶牛，每天产些牛奶，是当时延安所有中国共产党员的营养供给来源。自从在美国卖掉牛以后，第一次用手挤上奶，脚又沾上牛粪，阳早感到格外惬意！
阳早到延安还是沿用英文名字Erwin Engst，在这之前的1946年，中国著名记者、中共党员羊枣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助手刘德英和一些国际友人就建议以“羊枣”的谐音取个中国名字，这就是“阳早”名字的由来。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接见了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学者李敦白、马海德医生和阳早等6人。问他们：“你们是回到国统区还是跟着我们走？”大家都要求一起撤离，但最后安排斯特朗回到国民党统治区，以便利用记者身份将消息带到世界各地。
战况紧急，阳早和光华农场同事们带着仅有的30多头奶牛和其他物资撤离。在这次艰苦卓绝的大撤退中，他们白天和牛群躲在窑洞里，晚上赶着牛走，每天换一个地方，虽然失去了三头牛和一头驴，但仍然把解放区为数不多的奶牛保护了下来。
就这样，阳早逐渐融入革命生活。若干年后，阳早回顾这段难忘的经历时说：“这次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人民战争，什么叫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让我刻骨铭心地记住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敌的，这是因为他们依靠群众。同时，在亲历的人民解放的战争中，我看到了除小米加步枪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人们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让我变得谦虚了许多。”
阳早迫切想着要向寒春倾诉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他给寒春写了一封又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你快来看看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来晚了就错过末班车了！而你那个物理研究什么时候搞都不迟。”
此时的寒春，已从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毕业，在洛斯阿拉莫斯加入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中，她所在团队具体负责制造浓缩铀发生器。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原子弹后，寒春意识到自己热爱的核物理研究是在制造杀人武器，这让她难以接受。1948年，当发现自己的奖学金和课题经费来自美国军方，她的“纯科学”梦想就此破灭。
当寒春再次接到阳早的书信时，红色中国的革命事业深深地吸引了她，她决定去中国找阳早，看看小米加步枪的力量，看看中国发生的一切。
寒春决定来中国后，她的老师费米教授送她一部相机。这部相机，日后记录了她和阳早在中国一生的足迹。寒春决定来中国的时候，是杨振宁开车将她送到了火车站，也是杨振宁教寒春说了第一句中国话：这是一支笔。
1948年2月，寒春不惧万里之遥，乘坐“戈登将军号”客轮到达上海，等待去解放区的机会。1949年初北平解放，已在中国待了一年之久的寒春，在两个战士的护送下，于4月到达延安。
跨越太平洋的追寻，何止八千里路云和月！终于见到了宝塔，见到了梦中的、书中的、信中的、讲述中的、神话般的延安！就这样，阳早和寒春，就像两条不同的小溪，流经延安，猛地一下汇合了。
1949年春天，阳早和寒春在延安一个简陋的窑洞里结婚，他们的结合被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誉为“爱情与真理的结合”，婚礼成了大家的节日。
甘当红色孺子牛
阳早寒春在瓦窑堡待了近五个月后，接到创建三边牧场的新任务。
牧场位于陕北的安边、定边、靖边三县交界处，因此叫“三边牧场”，包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当时属陕甘宁边区管辖。那时的三边牧场气候寒冷，物资匮乏，条件十分艰苦。
阳早、寒春在三边牧场的住所隔壁是粮食仓库，房间里老鼠很多，夜里在炕上窜来窜去，有时还咬他们的鼻子。后来，阳早做了一个简易的捕鼠器，放在老鼠洞口，绳子一拉，重物倒下便把老鼠压住了，第一次就抓住了7只老鼠。以后，老鼠逐渐少了。
一切困难都难以熄灭阳早、寒春建设新中国的热情，难以磨灭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信仰。简陋的工具变成他们救治奶牛的神器，专注的精神成为他们潜心钻研的源泉，坚定的信仰化作他们乐观进取的动力。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偏僻的三边牧场直到20多天后才知道这个举国欢庆的喜讯，他们欢呼雀跃，寒春说：“好家伙，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
在三边牧场，阳早被任命为牧场副场长，分管畜牧技术工作。寒春负责奶酪和酸奶生产部门，研究生产奶产品。
阳早虽是领导，但一直在一线劳动，对三边牧场坚持实施科学养殖，提高当地种群的数量和质量；每次农场的牛出现问题时，他总是冲在最前面解决；为了改善三边牧场物资匮乏、饲草料严重不足的状况，阳早带着员工种植玉米及新品种牧草，挖窖储藏冬季青饲料。
与少数民族群众搞好团结也是三边牧场的重要工作。一开始，蒙古族牧民不太信任汉族干部，更别说是外国人了。阳早、寒春带着牧场职工一起搞科学繁殖和免疫，渐渐得到了当地牧民的信任与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寒春认识了蒙古族朋友嘎拉，而蒙古族妇女的那种豪放热情，正符合寒春的性格。她向嘎拉学会了制作黄油和防止奶油变质的技巧，并和嘎拉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有一次，寒春亲眼见到一位接生婆用迷信而愚昧的手段催生，结果害死了一位难产的妇女，于是开始慢慢向当地蒙古族妇女讲述一些科学的生活常识，避免惨剧的再次发生。除此之外，寒春还帮助蒙古族妇女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同买卖婚姻等旧习俗作斗争。
寒春成了蒙古族妇女的贴心人。
寒春一开始得知要来三边牧场后，了解到这里生产方式落后，然而风力资源却十分丰富，于是萌发了对农具机械的研究热情，并制作了一个风车。她将自己研究核物理的科学态度投入到农牧业机械化的改良和创新中去，陆续获得了一系列成就。
夏天，牧民对农场种公牛的需求很大，农场就把所有的种公牛都提供给牧民使用。一名蒙古族妇女来晚了，成年公牛没有了，就剩一头小公牛。寒春告诉她：“公牛还小，不能配种。”这位妇女不听，一定要把小公牛牵走。两天后，这位妇女跑来诉苦，说那头小公牛不但没给母牛配种，反而吃了母牛的奶。
当时，城川周边的土匪尚未剿清，就在土匪活动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寒春患上了流感。开始只是轻微的症状，后来却越来越严重，高烧不退。阳早眼睁睁地看着体温计一度一度往上升，却没有任何办法。
就在寒春的病情每况愈下、极度危险的时候，土匪又出来活动了，牧场领导决定迅速撤离此地。寒春无法撤离，就叫阳早离开，不要管她，并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时刻牺牲的准备。可阳早怎么能丢下不远万里而来的妻子呢？他眼含热泪地摇摇头，不走！
幸好打听到当地有一位蒙古族医生，这位学过西医的医生告诉他们：“听说青霉素能治愈高烧。”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青霉素是不好买到的。最后，农场派出快马在几十公里外的黑市上买到了一小瓶青霉素。
只给牛打过针、没给人注射过的阳早，赶紧给寒春注射。焦急地等了30分钟后，寒春的体温开始下降，看着终于退烧的寒春从生死线边缘回来了，阳早流出了眼泪！
1950年11月9日，阳早32岁生日。寒春用泥土做了一个蛋糕送给阳早，给了阳早一个意外的惊喜。物质的匮乏与智慧的幸福，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看着这泥土做的蛋糕，阳早开心地笑了。
在三边牧场工作期间，阳早、寒春去西安参加农业工作会议，遇到了老朋友康迪，康迪曾热情地邀请寒春去西北大学物理系任教，但寒春拒绝了。她告诉康迪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牧场。
离开陕北及三边牧场多年后，总有人对阳早和寒春说：“你们受了很多的罪，那里的生活条件那么恶劣！”寒春却说：“我实在不记得我受过什么罪，或者，我并不认为那是在吃苦受罪。”
阳早的大儿子阳和平说：“我爸爸喜欢养牛，在美国养牛就是养家糊口，没有别的意义，而在中国养牛不一样，他是在帮助一个落后国家强大起来。我母亲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在三边牧场的时候。”
于是，他们决定继续留在红色中国，甘当红色孺子牛。
骨灰撒在奉献一生的新中国
正是为了阳和平的出生，寒春离开了三边牧场。
1952年8月，寒春感到胎儿在肚子里踢她，蒙古族妇女难产死亡的景象让寒春心有余悸。她想借着去北京看望哥哥韩丁的机会，在北京的医院生孩子，以免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地方发生意外。
于是，农场派人赶着驴车护送寒春，他们走了7天才到延安；接着寒春乘卡车到西安，再坐火车到北京，又用了7天。在北京待产期间，正赶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主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宋庆龄得知寒春在北京，便邀请她出席会议，寒春愉快地接受邀请并加入美国代表团，还在大会上宣读了她的《简短声明》。
寒春在亚太和平会议上的发言，像一颗炸弹在美国爆发了。美国媒体把寒春的故事作为红色威胁侵害美国生活方式的一个例子，称寒春是“逃走的原子间谍”。还说寒春乘毛泽东的私人飞机飞往各地。
事实上，寒春在中国从未从事过原子弹的研究。联想起她和阳早在陕北乘毛驴车赶路的实情，她笑出了眼泪。
会后不久，阳早、寒春的大儿子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宋庆龄为他取名阳和平。宋庆龄说：“这个孩子必须叫和平，因为他没出生就已经参加和平会议了。”
出院后，寒春从北京乘坐火车回到西安，在等待去陕北的时候，上级通知她，组织上考虑到她孩子小，不用回陕北工作了，她和阳早被安排在西安东郊闫庄奶牛场工作。他们在那里创建了新的草滩奶牛场，并始终坚守着延安精神，致力于牛群和机械改良，为新农场的发展努力着。
在草滩农场，阳早、寒春生育了他们的二儿子建平（Bill Engst）和女儿及平（Karen Engst）。建平1955年出生，意思是“基本建设”；及平1956年出生，“及”是为了庆祝埃及人民捍卫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胜利。
1966年，阳早、寒春服从组织安排被调去北京做英文校译工作，但他们一直想回到农业生产劳动第一线，那是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尤其是奶牛事业。
1972年，阳早、寒春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工作，终于如愿以偿从文化部门回到生产一线。1982年，他们搬到了北京昌平的小王庄，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机械化养牛尝试，直到他们去世。
阳早、寒春一生致力于牛群品质提高和奶牛场机械化改良。阳早用自己的钱从美国、荷兰买回昂贵的优质种牛精液和胚胎，寒春则为农场设计通风保暖牛棚，以及喂料、挤奶、清粪用机械设施，研究制造出诸多先进的农场机械设施。他们曾培育出许多优良的奶牛品种，新中国的第一代儿童，就是喝着他们生产的牛奶长大的。
1988年12月，阳早、寒春主持的《奶牛成套设备研究、牛场设计与中间试验》项目被机械电子工业部授予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此项成果已在深圳、上海、北京、天津、长春、内蒙古、西安、新疆等地推广近1000台（套）。寒春负责的牛奶冷冻奶罐的研发项目，达到了美国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并在上海华冠机械厂等工厂生产，替代了进口产品，占领了中国市场70%以上的份额。
2001年，通过科学的饲养，寒春把中国奶牛单产从年产奶量不足7000公斤，变成了年产奶9088公斤，个别甚至超过13000公斤，直接推动了中国奶牛业乃至乳业的迅猛发展。
1984年，带着对内蒙古草原人民的深深眷恋，阳早、寒春再次来到城川三边牧场，与嘎拉等老朋友久别重逢，他们拥抱，唱歌，跳舞，寒春还与嘎拉比试了摔跤。再次离别之时，她们难舍难分。
阳早、寒春也为增进中美人民的友谊做出了不少努力，1975年到1977年，他们受美中友协的邀请，在美国多个城市作演讲，讲述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加深了外界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了解。
阳早、寒春夫妇的突出业绩，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重和爱戴，晚年时多次应邀出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座谈活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授予他们“外国老专家”称号，享受相应待遇，但他们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阳早、寒春的工作需要画图，于是他们就捡了一些砖头，架起来以后放上五合板，再铺上床单画图。他们笑称自己的办公桌是“专利”，意思就是用“砖”立起来的。
他们去世时，也要求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阳早于2003年圣诞节这一天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5岁。阳早生前留有遗嘱：死后不举办任何活动，骨灰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
寒春就让工作人员买了最便宜的盒子，把阳早的骨灰埋在奶牛场的草地下面，“埋在牛场能看见牛的地方”，并亲手栽下一颗圣诞树。寒春说：“这样他就能朝夕都看见自己心爱的牛群了！”
与她毕生奋斗在中国的爱人走了，留她独自一人，默默坚守着那份纯粹的共产主义信仰。2004年，作家魏巍等19位老同志写信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授予阳早、寒春“白求恩式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保留故居作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地”。
2010年6月8日，89岁的寒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她生前再三叮嘱去世后不搞任何悼念活动。后来，她的女儿阳及平提议，将父母的骨灰撒到鄂托克前旗三边牧场辽阔的草原上。
2010年6月21日，骨灰撒放仪式在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宥州古城遗址上进行，孙女吉娜在这片土地上缓缓地奏响阳早、寒春生前最喜爱的《东方红》，这是对阳早、寒春最简单又最隆重的告别，是对他们最质朴却又最深刻的思念，是对他们一生追求最简洁却又最持久的追忆。
伴着《东方红》乐曲，儿子建平、儿媳考建华、孙女吉娜，把阳早、寒春的骨灰撒向这片土地，让他们魂归一生挚爱的牧场，魂归这片为追寻革命信仰、最早来到的土地，让他们和挚爱的中国人民在一起。
阳早、寒春是为追求信仰而来的中国。寒春曾经说过：“我来到延安，是一个梦想的破灭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在中国的六十多年，他们像白求恩一样，以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实践了“为信仰而来”的诺言，从稚嫩青年走到耄耋晚年，执着地探寻人生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如今，在阳早、寒春工作过的鄂托克前旗城川镇，也就是唐朝宥州古城向东600米处，当地政府建起了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的阳早寒春红色培训教育基地，其中“阳早寒春三边牧场陈列馆”占地1325平方米，展示了为共产主义信仰而来的美国友人阳早、寒春夫妇的国际主义精神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