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窗,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随手拍一张蓝天的照片。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数显著减少、细颗粒物(PM2.5)浓度的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天更蓝了、空气更清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就打赢蓝天保卫战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而从产业结构调整到清洁能源替代,从夏季臭氧污染治理到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这场与每个人的呼吸密切相关的关键战役背后,有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大气复合污染治理团队的努力与坚守。
2020年12月,团队带头人郝吉明荣膺由中宣部、中国科协、科技部等6部门评选的2020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面对荣誉,这位75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淡然处之:“大家选我,不是因为我‘最美’,而是希望看到我们的环境更美、国家变得更美。”
1.方向坚定 “科技创新要立足国家需求”
酸雨、燃煤、汽车尾气、PM2.5……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过去30年间先后面临全球最严峻、最复杂和最难解决的酸雨、雾霾等区域大气复合污染问题。而对于郝吉明领衔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大气复合污染治理团队来说,“国家的重大科研任务不缺席”,是他们坚守不变的科研信念。
1984年,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郝吉明毅然放弃了留美工作的机会,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美国学成回清华任教的博士。
彼时,国内面临的主要是煤烟型污染问题,煤燃烧释放二氧化硫形成酸雨,严重的酸性降雨给我国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也成了团队瞄准的第一个重大课题。
“当时中国是世界上三大酸雨区之一,尤其是在重庆、贵阳、柳州等烧高硫煤的地方比较严重。”郝吉明决定从酸雨成因和影响入手,寻找酸雨控制的对策。
四川白马电厂、重庆珞璜电厂、山东黄岛电厂……十几年里,郝吉明带领团队把全国各地电厂走了个遍,进行了充分的采样、环境污染评估工作,不仅搞清楚了我国土壤和地表水酸化的关键过程,还提出了《酸雨控制区或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1998年,该方案被国务院采纳推广,极大推动了我国酸雨和燃煤二氧化硫的治理进程,成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里程碑。
随着时代发展,新的大气污染问题此起彼伏。团队随之不断转换研究方向。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小汽车走入更多平常人家。机动车尾气排放问题引起了郝吉明的关注:能不能找到方法,控制住这个潜在的污染源?
经过研究,团队发现北京的大气污染是煤烟-机动车复合型的污染,1992年欧洲已经实行了欧I排放标准,而我国当时施行的《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在排放限值上仅相当于欧洲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当时国外汽车公司在控污技术上是比较成熟的,但中国在引进国外企业主要工艺时,却没有包括尾气净化设施。”郝吉明回忆。
制定新的小汽车排放标准迫在眉睫。团队构建了“车-油-路”一体化的机动车排放污染综合控制体系,并与各方力量联合推动了北京市发布DB11/105《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拉开了制定国I排放标准的序幕,使得我国汽车产业的污染控制与国际接轨。
针对特大城市的大气综合治理问题,领衔参与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方案;推动了区域性大气复合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助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国家级大气污染治理重大政策的出台……持续不断的科研攻关中,团队的创新成果接二连三。
有人说,是他们运气好,选择了一个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领域。但在郝吉明看来,这其中有“诀窍”可寻:“科技创新一定要立足国家需求,否则毫无意义。”
2.目标清晰 “创新成果要应用于实战”
“科技创新不是简单建立理论,而是要应用于实战。”这是团队始终坚守的科研准则。
一个黑色双肩包,简单的白衬衫、黑西裤、运动鞋,郝吉明经常一身朴素装扮奔波在学术会议、调研企业之间。这么一个对自己生活不太讲究的大学者,一遇到污染排放、标准制定等科研问题,却是个名副其实的“倔老头”。
“当时制定国I标准时,汽车行业就有意见:造出车来就不错了,还制定标准,会不会阻碍汽车行业发展?”面对质疑,郝吉明坚持自己的判断,并争取到相关部门支持,极大推动了新车准入门槛:“后来我们还推动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前实施国IV标准,奥运期间成功削减近50%的道路污染物排放量。”
在郝吉明的带领下,整个团队也有点“倔”。支撑起这份“倔”的,是团队强大的科研攻关能力和扎实的实地调研。
从2008年开始,PM2.5被提及的次数开始增多,各种声音更是接踵而至:“雾霾”和“灰霾”的称呼是否准确?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应不应该列入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一时间不同声音交错难辨,甚至还引发了空气质量标准的系列争论。
在这关键时刻,团队拿出了一份扎实的、令人信服的科研报告——1999年至2010年北京市大气环境PM2.5观测报告。
报告显示,PM2.5来自污染源的一次排放和气态物种在大气中的二次化学转化,其中包括有机碳、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复杂成分,二次颗粒物在PM2.5中的比例十多年来持续上升,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及大气能见度。
“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雾霾’和‘灰霾’都不够科学准确,应该叫‘以PM2.5为代表的区域大气复合污染’。”郝吉明说。
“20世纪90年代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是当时很不被看好、难以坚持的一项研究。但是我们十几年如一日地实地测量,默默坚持了下来。”团队成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说:“我们还同步展开了实验室模拟,精确、可信的数据源源不断,多年来我们在污染物排放表征的种类、精度和更新速度等方面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如今已编写了9个技术指南,做出了高精度的排放清单。”
3.初心不改 “要以广阔视野看待环保事业”
薪火相传,才能生生不息。在科研求真的同时,郝吉明还带领整个团队奋战在环保人才培养一线。
从1986年开始教授本科生的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起,郝吉明一直站在三尺讲台上。尽管如今已是古稀之年,他却一站就是两节课。
“我讲大气污染控制课程,第一给学生一个系统认识,大气污染的实质是什么?第二,世界上最先进的解决大气污染的技术途径是什么?第三,这些技术路径中关键核心的技术是什么?”郝吉明反复强调,学生要从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去开展研究,在新时代更要以广阔视野来看国家和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不能只关注一个烟囱的事”。
在激烈的创新比拼中,团队还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交流。
“科学研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群体劳动。当今科技发展,无论是基础研究领域,还是技术创新领域,都体现出‘大科学工程、大兵团作战’的明显特征。”贺克斌说。
如今,团队构成愈发年轻、多元,越来越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加入,他们背景各异、思维活跃,也在不断结合前沿技术尝试打破环境治理的边界。
“郝老师还先后把一批青年学者送到国外一流研究机构深造,这些学者都无一例外学成归国,并在各自领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家。”团队成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书肖说。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2021年是郝吉明回国任教的第37个年头,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有关大气污染治理的书稿、论文和讲义,他担任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和“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搞研究、做调研,他的步履丝毫没有停歇。
郝吉明说,他和团队最大的心愿就是“蓝天常在”:“压力和挑战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唯一指引我前行的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本报记者 邓晖 本报通讯员 支宇珩 李晨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