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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2021年1月10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于梦中辞世，享年90岁。
这一消息在文化界引起相当震撼，一时之间，报刊网络，皆是缅怀。对隐身于图书、期刊、作者和读者背后的出版人而言，这种场面堪称罕有，从中，或可估量沈昌文受读书人爱戴之程度。
一位出版家要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必要满足如下条件：一个具备稀有才能和时代精神的人，恰逢其时地遇到他能大展拳脚的时代。
沈昌文便是如此。
1月14日，沈昌文追悼会在京举行。
一生“昌文”，启蒙众多读书人
人如其名，沈昌文的一生，是以书“昌文”的一生。
从1951年，沈昌文20岁进入人民出版社担任校对员算起，他近乎完整地经历和参与了新中国迄今为止整个出版史。
从1980年，49岁的沈昌文担任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三联书店前身）主任，兼任《读书》杂志负责人算起，他主政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沈昌文主持下的《读书》杂志，从一开始两三万册的销量，攀升到十三四万册，被认为是《读书》“最好看”的时期，它滋养了两代中国读书人，并神奇地同时受到学院派知识分子和中学生读者的喜爱。
人们今天怀念沈昌文，总要提到这本小小的册子，“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读书人，谁没为它着过迷，并至今在书柜中藏有几本《读书》呢？
沈昌文时代的《读书》，被公认为“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它兼容并蓄，向不同领域、门派的学者敞开大门，最怕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同时，积极介绍海外学界、学人的情况，为读者开阔视野。
学者朱学东说，《读书》杂志“曾是形塑我知识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读物”。
学者张鸣说：“跟现在很多读书人一样，我也是在沈昌文时代喜欢上《读书》的。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读书》上发一篇文章。”
这类评价不胜枚举。
但沈昌文总是强调，办《读书》，他不过躬逢其盛而已，“沈昌文还是那么窝囊，那么差劲，只是时代变了。”
他曾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憋着多年没说话的知识分子都“活”了过来。例如金克木教授，沈昌文登门约稿前，被人提醒，金先生不好打交道，怕要碰壁。结果，沈昌文去约一篇稿，金先生交了5篇，还拉着他说了好些话。钱锺书同样有讲不完的话，打开话匣，便滔滔不绝……
编杂志外，作为三联书店的负责人，沈昌文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策划推出“畅销书”的出版家之一。他挑书眼力好，还能让好书畅销。
他1984年主持出版的《情爱论》，初版就印了120万册，引发社会大讨论。之后，庞龙的《宽容》、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杨绛的《洗澡》，以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卖菜（蔡志忠）”“拾金（金庸）”，包括后来几米、朱德庸等人的著作，都大受欢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恢复独立建制，沈昌文出任第一任总经理，带着29个年轻同事，白手起家。
那时，国内出版社各有分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出古典书等。沈昌文在大社夹缝里，给三联圈了块地——“文化”。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说，沈昌文的出版理念是“领先一步”，他对时代风向有敏锐嗅觉。“出版的书是要引领潮流的，而且要带动社会思想文化风潮。沈公做到了。不仅出版了一批好书，还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学者认为，沈昌文的工作启蒙了全国众多读书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读书人“无不拜受沈公之德”。
1994年，沈昌文建言推动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第二年末，他从三联退休。
作家王小波听闻消息，不胜惋惜，致信道：“先生离开了《读书》，一定还要做文化上的事……以先生的身手，一定可以大有可为。”
退休后的沈昌文，的确还在做文化上的事。他与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合作，组织出版了《万象》杂志、“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吕叔湘全集》……
从72岁起，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著述，这些作品为新中国出版史留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灵魂人物”和“读书界的旗帜人物”，他是“中国编辑的典范”“思想的邮差和经纪人”；文化界尊称他为“沈公”，而在今天，像他这样当得起大家心悦诚服一个“公”字的人，屈指可数。
“温和地奋斗，不是非死即活”
沈昌文“好吃”，是京城文化饭局上的灵魂人物。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1997年认识沈昌文前，总觉得“好吃”跟“懒做”同属贬义词，沈昌文花功夫“教育”他，夏衍怎么好吃，丁聪怎么好吃。总之，好吃是件美好的事。
沈昌文有言，“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他的胃”。他要求编辑们“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对看上的著译者缠住不放，饭桌上联络感情，搞定约稿。
他喜欢在松散随意的氛围里做思想的“买卖”。
许多人说起沈昌文，都会提到他背双肩包逛书店的样子。沈从文孙女沈帆曾为他画过一幅题为“废纸我买”的漫画：一个背双肩包的老头，双手拎两捆书。他把画印在废纸片上，当别致的名片。
沈昌文老同事、《读书》杂志前主编吴彬在文章中写道：老沈自有独特的工作和处世之道，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乐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开口闭口“我是商人”。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做出版要赚钱，他在自己设计的“《读书》服务日”专栏中起个笔名叫“金香”，对应“铜臭”。
作家毛尖初见沈昌文时吃了一惊，“他看上去太不像知识分子了，不儒雅不清高，整个人暖乎乎兴冲冲，散发着我们宁波汤团似的热气。”
沈昌文的老友、学者许纪霖对他第一眼印象不算好，“这哪是一个读书人，分明就是一个剃着板寸的北方大掌柜嘛！”
沈昌文有“江湖气”，作家王蒙说他是个“江湖学术家”。“无所不通”又“嘻嘻松松”，既能嬉笑怒骂，又懂知分量寸。“广交高级知识分子、各色领导干部，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但绝不搞学院派、死读书、教条主义、门户之见。”
沈昌文是平衡各股力量的高手。很多时候，他精明而圆滑，世事洞明装糊涂，因此受过诟病，但又以此服务毕其终身之力的出版事业，服务读者与作者。
用他自己的话，“我这一生做人，就是在温和地奋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
做杂志、做出版，沈昌文不赞成“哪壶不开提哪壶”，但会考虑“跪着造反”，他认为“出版江湖”里很重要的做法是“点到为止”。
他总结办《读书》杂志的经验为：无能、无为、无我。说杂志读者越来越多，靠的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于是不拘一格，放弃成见。
沈昌文非常重视读者，说读者最聪明。编《读书》杂志时，他每早亲自去收发室取读者来信，许多信件保存至今。他发现，自己的“话里有话”总能被读者读懂，且许多是边远山区中学老师这样的读者，对此大为得意。
为增进交流，1984年，他就开创了每月一次的“《读书》服务日”，租咖啡馆场地，请作者、读者来随意聊天，还提出个口号：“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许多文章的灵感就是在“服务日”上聊出来的。例如，王蒙的《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取名“服务日”，是因时人忌讳“沙龙”“俱乐部”等词，沈昌文某日见牡丹电视机生产厂家搞售后服务，突然悟到无论作者读者，实际都是顾客，文化人也可以搞“售后服务”。
打着商业招牌，做社会公益的事，他是有文化理想的“商人”。
不可复刻，“孤本”永流传
“沈公本人是那么可爱可亲，跟谁都能打成一片。他很独特，不露声色，不是那种棱角清晰的人，从他身上，你很难看到特别鲜明的立场，但同时，又能强烈感受到他有自己坚定的态度。”书评人绿茶在媒体工作时，曾与沈昌文多有往来。
在他眼中，这位友人遍天下、备受尊崇的老出版家，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教主或江湖大侠似的人物，“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
无论事业干得多大，往来多少鸿儒，沈昌文一生都没有丝毫架子。年轻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非常乐意帮忙。对绿茶，他就说过很多回“绿茶老师的事，我一定鼎力支持”。而有他相助，许多事情都会顺利许多。
对任何人，沈昌文都将身段放得很低。新中国成立前，在旧上海做学徒的经历，一定程度上铺垫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底色。他也常说自己是学徒——踏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做学徒；当了出版人，是学徒式的出版人。
小时候，沈昌文跟着当保姆的母亲，住在别人家，记事起就开始学察言观色。14岁因困辍学，他到银楼做学徒，先学手艺，之后伺候老板和朋友的饮宴牌局。
1945年到1951年，他当了6年学徒，期间先后上了14所补习学校，学过速记、会计、摄影、英语、世界语、俄语和无线电……还不算早上5点去公园听人讲英文、古文。
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际遇，造就了特殊的“文化名人”沈昌文。他这样的人物，如今不会再有了。
时代变了。有年轻编辑感叹，沈昌文带走了让许多出版人心向往之的时代。“在出版商业化和规模化的今天，编辑的个性、喜好和价值观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出版人的身份认同感也越来越小。”
“你们很幸福，现在的书实在多，几十年前，这简直不可想象。找不到书读，可真是苦恼。不管怎么样，成绩是主要的。”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沈昌文曾谈过对当代出版界的看法。
他觉得出版界对质量关注得不够，选题过于时髦，纯粹迎合市场和跟风，不注意冷门的、潜在的实际需要。
他还认为，现在有的出版只注意出版本身，不注意与社会公益事业结合。而这本是中国出版业的优秀传统，也是他一直在努力做的事。
“出版业要跟社会公益事业、群众的需要相结合，出版家不是一个出书赚钱的人，而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这是出版业的传统。可现在呢？出版业越来越商业化、功利化，说实在我心里很不舒服。”
书比人长寿。沈昌文希望出版人时刻记住，自己从事的是一个长命的工作。把文化和思想的香火传递下去。
在朋友们眼中，沈昌文本人也是一本耐人品读的书，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孤本”。虽然不可复刻，但其精神华章却将在世间长长久久地流传。
1月14日，追思沈昌文的人中，有些自称是他的学生和学徒。他们中有媒体人，有出版人，有书店老板……都曾受到沈昌文的提携和关怀。
“沈公留下的精神资源不可量化。”绿茶说，“他所缔造的三联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热潮，影响着一些人，这些人又对当下的时代产生新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在代际之间不断传承。”
作为“70后”，绿茶到北京上大学时，沈昌文的三联时代已基本落幕，“文化热”也只剩余温。但这样的余温，伴随他去书店工作，去媒体做读书编辑，去出版社做副总编，到如今做图书推介和阅读推广。“像保温壶一直盖着盖，温度延续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