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两个大局的内在联系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看，中国正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从国际格局看，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理解两个大局及其之间的关系变化必须结合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以及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

在世界经济格局重构中稳定发展

至关重要

从经济角度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面临着重构，而在重构的过程中不确定性凸显。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稳定发展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

首先，从发展阶段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成长，在经济体量上正在逼近传统发达国家。根据我们的测算，按照疫情前的正常经济增长水平，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将与美国相当。虽然，2020年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且疫情仍然没有结束，但中国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并且在2020年实现2.3%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美国2020年全年GDP增速录得-3.5%，为2009年以来首次录得负值，且创1946年以来新低。在疫情冲击的作用下，中国实现总量追赶的进程在加快。

二战结束后，经济体量如此之大的追赶还是首次，因此，传统经济大国或者发达经济体能否容纳新兴经济大国快速崛起而引起的国际经济板块重构，能否实现两类国家在产业链上形成新的利益分享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从单个国家的发展看，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这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构。

其次，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分布看，传统以大西洋两岸为世界经济轴心的格局正在向太平洋两岸转移。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时间里，世界经济的核心一直在大西洋两岸——美国和西欧，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格局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日韩为主的东北亚经济板块快速崛起，2012年中日韩经济总量超过欧盟，成为仅次于美加墨北美经济板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板块。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中心已经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从增长率看，2010年至2019年，中日韩经济总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6.5%，而美加墨经济增长率不到3.9%，欧盟则只有0.8%。如果按照这种态势发展下去，世界经济中心东移将不可避免。不仅如此，从产业链分工看，无论是美加墨、中日韩还是欧盟，三个经济板块的经济体都有打造完整产业链，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循环的潜能。

再次，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看，新的颠覆性技术会以何种方式在何地发生具有不确定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技术变革深刻推动了现代生产力快速发展。当前，以信息和网络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逐渐枯竭，新的颠覆性、革命性技术还处于孕育期，尚未形成新的能够带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这意味着在未来一个阶段，具有传统技术优势的经济体也有可能被其他经济体更早实现的技术革命所替代。如果联系到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过程，世界技术前沿的中心如果也东移，那么世界经济格局在未来将彻底重构。

虽然，技术进步也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但技术进步是否可以持续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发现，以信息网络技术主导的新经济模式，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不像前面几次技术进步那样通过不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相反，这次信息技术革命主要是从改进效率的角度促进经济增长，其结果是新技术和新经济带有明显的低增长特征。这一点可以从美国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的关系得到印证。1990年以后，美国资本形成经历了又一次增长，但与前期相比明显下降，相应的经济增长也平稳缓慢。

自身内在动力

决定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虽然世界经济格局重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一定冲击，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根本主要来自自身内在动力。鉴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转型期，因此，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总体判断，确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战略和宏伟蓝图。应该明确，前述一系列追赶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实践不断推进，都是以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为基础的。当前，虽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构成一定冲击，但如果谋划得当、发展政策恰当，在未来20年到30年实现5%至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有基础的。多数学者研究认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在4.5%到6.0%之间。此外，我国经济体量大、国内迂回空间广阔、经济增长韧性强等特征也决定了我国有能力应对外部风险冲击。尽管未来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可期，但在此过程中仍然会面临一些风险挑战。

第一，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经济体，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将持续发挥稳定器作用，而投资和净出口的作用将逐渐下降，并作为加速器存在。这就需要平衡内外两个市场，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商品市场而言，国内统一大市场已基本建成，商品国内大循环的格局已经形成；但就生产资料、生产要素以及一些特殊商品（如烟酒等），由于涉及地方利益分配问题，由制度性障碍所形成的各种分割依然存在，阻碍了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因此，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就必须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彻底破除制度性障碍，使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在国内大循环中实现真正的畅通无阻。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内部仍然要与外部世界保持紧密联系，一方面增加外部经济对我国的正向冲击，调控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降低外部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负向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做出贡献。

第二，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经济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格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普遍意义的不平衡不充分来讲，至少包括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协调、社会保障不充分、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的量不足质不高、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自然承载压力过重等。落后地区的发展、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改善、产业结构高端化、社会保障全覆盖、增加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都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空间。

第三，作为一个走向成熟的经济体，要通过持续的创新替代要素投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要通过创新实现我国经济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攀升，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技术前沿追赶还在进行，尽管在许多技术应用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在完整的工业体系条件下，我国的生产能力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并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在一些尖端科技，特别是关键的核心技术上还没有实现突破，受制于人的窘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应该看到，我国技术偏向应用，基础性科研滞后、关键性核心技术缺失，既是追求快速赶超，忽视基础性研究的结果，也与我国科研领域体制机制僵化有关。在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既要推进产业链高端化，高端制造精准化；又要强化基础研究，关注自主创新，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还要通过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知识产权的溢价后收益分配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法规和执法建设等为科研技术人员松绑，把科研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发展长远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大家、小家的共赢局面。

两个大局的内在联系

中央对于世界正处于百年大变局的论断，无疑是在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得出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深刻的洞察力。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思考更是在深刻把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转化基础上得出的，充满了辩证思维。这两个大局之间是外因和内因相互作用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国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外在表现就是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同时促进了中日韩东北亚经济板块的迅速崛起，并进而加速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而世界经济格局重构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充满了角力和博弈。这一点已经被中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证实。虽然外部环境的变化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上升趋势，但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迟滞延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因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必须促进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方面，要逐渐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存度，促进内源式经济发展模式，提高最终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特别要突破基础性研究和“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瓶颈。

作者：杨新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