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梓潼县志》(乾隆版)载:“葛山,县西三十里。今名卧龙山,昔诸葛武侯置营于此。”又据梓潼县《三国演义》学会刘长荣、仇昌仲等考证,诸葛武侯北伐曹魏,将梓潼作为练兵演武储粮之地,其养子诸葛乔同士兵们一起,参加与督运军粮的艰苦工作。228年,诸葛乔客死梓潼,年二十五。
2000年夏,梓潼县《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会委托凌志平联系浙江兰溪诸葛村诸葛绍贤、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谭良啸,查证相关史料后,梓潼县《三国演义》学会在卧龙山重建诸葛乔墓。其墓碑云:“庚辰夏重建 汉驸马都尉诸葛乔墓 邑人吴剑雄书”。在其墓侧立有由谭良啸、凌志平所写《重建诸葛乔墓记》。
诸葛乔本为诸葛瑾次子,年少聪慧,与胞兄诸葛恪在吴国时即有名声,后被过继给诸葛亮。诸葛乔到诸葛亮身边后,诸葛亮视若已出,深恐其“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对他管教甚严。为他专门写下《又诫子书》,全文如下:
“夫酒之设,合理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以今天的话来说,宴席上酒的设置,必须要符合礼节、表达情意,适应身体和性格的需要,尽了礼节就该退席,这就达到和谐的顶点了。主人的情意还未尽,客人也还有余量,可以饮到酒醉,但也不能醉到丧失理智而胡行乱来。
三国时期酒文化盛行,诸葛亮在《又诫子书》中告诫养子诸葛乔饮酒要“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饮酒是重要的社交礼仪,同时也是人们放松身心、沟通情感的重要媒介,“夫酒之设,合理致情,适体归性”,诸葛亮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要求诸葛乔禁酒。
当时因喝酒而误事的官员,不乏其人。例如,张飞因聚众饮酒失掉徐州,因大醉丢了性命;蒋琬因不理事务,时常大醉,丢掉官职;包括后来的费祎也是由于醉酒被郭脩刺死。诸葛亮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氛围,专门写家书警示诸葛乔不能饮酒至迷乱。
诸葛乔之死虽非因酒而致,却系蜀汉北伐督运粮草道路艰险,延误时期而被处罚,身心劳累致病而亡。梓潼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边缘,为川西北丘陵地区,位于剑门山脉入川口,是蜀道险夷的交接点,即所谓《蜀道难》中五丁开山之处。
而据《重建诸葛乔墓碑记》载:“诸葛乔转运军资误期,其父执法公正无私,乔被贬于梓潼卧龙山思过读书。诸葛乔深明大义,读书思过之余,用山上清泉酿造美酒送往北伐前线劳军,诸葛亮嘉之。惜天不假年,不久因病辞世,便就地安葬。”231年,蜀军北伐时,同为托孤大臣的李严押运粮草因为下雨道路泥泞延误时日,为推卸责任反而怪罪诸葛亮的北伐,使诸葛亮不得不退兵,因而获罪,最终被废为平民,迁徙到梓潼郡(治今四川梓潼)。234年,诸葛亮病逝,李严得知消息后,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起用自己了,因此心怀激愤而病死。
从诸葛亮对诸葛乔的教育与成长看,诸葛亮的家风纯正,家训严格。诸葛亮人到中年还无子嗣,诸葛乔作为继子,诸葛亮亲而不溺。诸葛乔听从教诲,成为可造之才,官拜驸马都尉,作为蜀中俊彦,不是在后方处尊养优,而是紧随父亲北伐,同士兵一样劳苦,担任军需转运工作,在高强度勇担当严法竣刑的环境中快速成长。
尽管诸葛乔英年早逝,但诸葛亮对其后来亲生儿子诸葛瞻同样严格,诸葛亮临终前,诸葛瞻仅8岁,专门留下《诫子书》,要求诸葛瞻要“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务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家风家训是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