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小说不好读了

今天，不仅是“双十一”网络购物狂欢节，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换句话说，今天有人要关心物质，也有人要照拂心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就是他作品的诠释与补充。出生富裕家庭，却因为父亲在慈善医院工作而一直目睹穷人的生活；因为政治事件获罪，体验过行刑前三分钟被释放，由此认识到仅仅活着就弥足美好；在西伯利亚被流放劳动，“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所遭受到的苦难”。而他的死也充满了象征意义，1881年2月9日，他在写作时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而去世，葬于圣彼得堡。

这是一位在文学史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与托尔斯泰一起达到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高点。文学的进步，与之相随的其实就是两个简单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陀氏的意义在于，在这两点上他都取得了独步一时的成就。

从“写什么”来看，他作品中的心理学深度无与伦比，这在之前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上帝与魔鬼搏斗，战场便在人心。”他用一种冷酷但富有同情心、悲悯但宽容的态度深入问题与混乱的根源，引导读者与内在的自己对话。

从“怎么写”来看，陀氏小说中常常充满各种声音，既有作者观点，也有从主人公到次要角色的议论与声音，甚至在同一人物的观点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修辞安排，早期小说中常见的那种专断而统一的声音遭到了滤除和屏蔽。学界常将这种叙事策略，称之为复调，而小说写法的不同，也带来阅读的变革。

具体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品，他常常有一个先行的哲学观念，作品则是这一观念的文学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其代表作《罪与罚》——超人主义哲学如何让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犯罪分子。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么，在自我观念下将对象物化，将自己不合常理的行为合理化、神圣化，大到“杀了那个令人作呕的放高利贷的老妇人”，小到如何在上班时间摸鱼、在临睡前把冰箱里那块觊觎很久的蛋糕吃掉……我们并不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了解自己，但每一个人的人生旅程的重要任务就是认识自己，将自己从自以为的模样中解放出来，以便发现我们真实的天性。这些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中仍在强调的重要观点，陀氏百多年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陀氏的《地下室日记》，用那位随时随地都在大发雷霆的公务员揭示了我们想要追求幸福，却拥有使自己痛苦的天赋。痛苦将如影随形，并不会因为我们买了好看的包包、超大的房子、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会消失。这在今天依然是富有深意且关键的文学命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洞察力强大到令人不安，他的小说是黑暗的、混乱的、苦难的，冗长且复杂的。那么，为什么在一个承平日久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依旧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即使社会日趋法制化、道德化，但人类将一直面对极其复杂且麻烦的自我，人类的进步永远不会清晰明了、单线性、充满阳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一切，都是关于世界的“该死的”问题。自他之后，文学不再仅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情意绵绵，也不仅是“基督山伯爵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的淋漓畅快，文学变得更丰富、更驳杂却更接近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