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陪伴师走俏，立法应加快

还记得那年的春晚吗？赵本山、宋丹丹的小品《钟点工》，一句“再陪我唠十块钱的”经典台词，揭示了“陪伴”这一稀缺品的价值。如今，上门为宠物喂食，陪孩子上补习班，陪老人旅游……伴宠师、亲子陪伴师等职业陪伴师逐渐成为新兴职业。人们甚至专门为这片前景广阔的市场蓝海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陪伴经济。

现实的需求，方能造就特定的经济。职业陪伴师、陪伴经济的兴起，源自人们排解孤独的客观需要。民政部统计数据，2019年中国的单身人口高达2.6亿，有8000万人处于独居状态，预计2021年，这一数字会上升至9200万。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独居状态最终会折射到社会经济模式中，催生出新兴的服务产业。

既是新生事物，就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不足，职业陪伴师行业也是如此。比如，收费标准不断提高，当年白云大妈上门“陪说话、陪聊天、陪唠嗑”“一小时40元”的收费标准，已经提高到了百元起步，面对可能出现的价格畸高，有没有制约的措施？又比如，被陪伴的对象很多是独居老人、小孩等，如何加强安全监管，确保陪伴过程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样是陪伴经济兴起不可缺少的保障条件。此外，职业陪伴的质量标准、准入资质等，也需要具体明确内容。不能忽视的是，近年来，部分消费者在非正规渠道购买陪跑、陪游、假扮男/女友等服务，曾出现过纠纷事件，这些乱象也凸显陪伴经济的某些真空。

为新生经济保驾护航，立法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根据《立法法》，“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当年，律师职业的兴起，催生了一部《律师法》。心理咨询师行业虽然出现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但真正走向职业化，是国家颁布《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之后。对于方兴未艾的职业陪伴师、陪伴经济，有必要借鉴它山之石，在立法上进行探索，闯出一条开阔平坦的道路。

当然，立法也不是万能丹药。人是社会动物，社会群体交往和生活，是最基本需求。一个文明社会的发展，不能是物质水平高度发达，人与人之间却冷漠而封闭，变成一个个孤岛。客观上，职业陪伴师的出现，用经济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际交往、人际互助的不足，但这并非是釜底抽薪之策。

从长远看，我们在推进专项立法的同时，还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让老有所依、幼有所抚，进一步活跃和繁荣大众文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特别是社会需求，共同拥抱更加温暖的未来。（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