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支持新冠疫苗专利权豁免的消息,在世界范围内引来一片喧嚣。5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说,考虑到阻断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迫切需要,美国将支持暂时放弃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针对美国有关放弃新冠疫苗专利的呼吁,德国政府和各界均表示反对,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的提议将给疫苗生产带来“严重的麻烦”。其所谓“麻烦”的直观体现,就是在美国表态后,迅速引发行业震荡。表面看,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是明摆着的,不遑多辩。然而,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相较近代史上的数次瘟疫的暴发及结局,人们面对这次凶猛的新冠疫情,不幸中之万幸是生活在科技昌盛的时代。而科技加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也正来自专利权保护。
在常人看来,几毫升针剂的疫苗与药厂超高利润之间,确实难以发生关联。但是,作为科技成果,新冠病毒疫苗只是巨额投入的一个“碰巧”成功了的结果而已。新冠病毒疫苗是疫苗生产史上发明时间最短、实际应用最快、效率最高、副作用最小的疫苗。而美国官方宣布放弃的疫苗专利技术,则是数代科研人员艰辛探索的结果。这其中,如果有一个环节衔接不恰,此前的努力就付之东流。
事实也是这样。美国新冠病毒疫苗所涉及的mRNA技术,就是在成功机率很小的情况下被“偶然”发明出来的。65岁匈牙利裔美籍生技科学家卡林柯数十年研究mRNA治疗的可能性,经历多次失败、怀疑和一次跨洋的海外搬迁,她与宾州大学前同事魏斯曼(Drew Weissman)突破性的研究才为新冠肺炎疫苗铺平道路。而长时间专注研究背后,除了科学家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勤奋,还有宝贵的机会和充足的经费。
在当代,开发新药的投入越来越大,即便以美国的科技实力,一种药的开发经费也动辄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然而,这样投入巨大的研发,却并不能保证成功。过去20年,各大药厂曾投入研发了近150种治疗阿尔兹海默(老年失智)症的药物,但只有四五种药物获批使用,其他的研发都成了成功的“母亲”。最新的例子是,美国一家药企在投入近百亿美元之后,宣布一款阿尔兹海默症的药物研发失败。由此而言,如果没有专利权保护,如果没有由专利权保护而产生的新药收益预期,那么,新药研发就不会接续进行,人类的各种病症就不会被一一攻克。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放弃专利,并不意味着可以由此生产出疫苗。因为在现阶段,限制新冠疫苗生产的因素是生产能力和高质量标准,而不是专利。
正如德国政府发言人所说,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源泉。如果没有研发带来的利润的激励,那么,制药商在未来就可能不会研发制造疫苗。相关专家也提醒说,放弃新冠病毒专利权的示范,意味着药企在未来投资于开创性疗法时会更加谨慎,不得不对被再次豁免专利权的潜在威胁加以权衡。这其中的道理在于,越是流行广威胁大的疾病,越是需要药厂不惜成本投入生产出新药,而正是新药的有效性却反而使新药的专利权被迫放弃。对放弃新冠病毒专利权的提议,有专家指出:“此举或许能在2021年挽救更多的生命,但后果却不容乐观,我们未来可能就无法为100个孩子提供一些新的基因疗法,那就是值得权衡的问题了。”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们在欢呼新冠疫苗专利权被放弃的同时,想想如果再出现疫情,谁来为我们研发疫苗和新药,会不会产生几许担忧呢。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们遇到的问题多是“正正之辩”而非“正误之辩”,这种争论的双方都持有自己的正当性,包括此次疫苗专利的争论。这样的争论并非一眼就知对错,而更是价值观相碰撞时所需要探寻的解决方式。或许,这是疫苗专利之争背后,真正需要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