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职业经理人，要扎下根也要看得到远方

昨天，看到一则“18 万年薪聘来的乡村职业经理人，1年后就被村里辞退了”的新闻报道。一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似曾相识，去翻阅了一下聊天记录，果然找到了去年8月朋友发来的一则乡村职业经理人招聘信息。当时并没有细看，只是谈了一个看法，即认为“实际招聘的是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现在看来，这个看法虽然大体不错，但还是片面了一些。

地方的确希望可以通过招聘找到一名从事旅游开发的管理者，但这名管理者将接手的不是一家“旅游开发公司”，而是一个建基于人际关系化社会基础上的“美丽乡村”。而后者，其政治经济逻辑是与职业经理人以及现代公司制度格格不入的。理解了这一点，再来讨论乡村职业经理人缘何“水土不服”，就更容易理解其深层次问题。

新闻报道中提到，浙江杭州淳安县最早试水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第一位职业经理人已于2020年初去职。2019 年，杭州市余杭区招聘了3名乡村职业经理人，已有2位辞职；1年后，又招聘了8名乡村职业经理人，上任刚3个月，又有人表明离职意向。结合报道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乡村职业经理人频频离职的原因和发展到现在所面临的一些窘境。

近些年，各地在乡村振兴的号角下纷纷发展民宿、乡村游、文化产品等乡村文旅产业，总体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疫情之下，服务业普遍不景气，旅游、餐饮等行业首当其冲，对于乡村文旅产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一些地方希望借此在短期内大幅盈利，有的职业经理人作出高额回报的承诺，理性地讲，都有些不切实际。

而且，从报道看，职业经理人与村民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隔阂。例如，有村民认为，职业经理人拿着高薪，但整天“东走西逛，游手好闲”，并没有给村里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但从职业经理人角度讲，他们提出的一些好的经营策略、营销模式难以得到村民的理解，因此没有实质性落地。如果村民与职业经理人之间这种张力得不到纾解，在进行季度考核、年度考核时村民就会投反对票。不少职业经理人就是在这个环节黯然离场的。

另外，传统村庄组织与现代公司制度存在一定的对冲。职业经理人是现代公司制的产物。在现代公司制度中，职业经理人有权对法人财产进行全面的经营管理，重大事项按程序提交董事会讨论，但日常管理行为不受个别股东的干预。显然，目前的乡村社会中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职业经理人不但经营活动要与村民商量，还要时刻想着如何让村民“接纳”自己。

乡村振兴，关键靠人。很多乡村有自己的特色资源，但本地缺少专业的运营管理人才。从这个角度讲，乡村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那么，如何让脱胎于现代公司制度的职业经理人与人际关系化的乡村社会有机衔接，就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第一，相对发达的集体经济组织向现代公司转置。在广东、浙江等地，不少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已经积累了丰厚的资产，其中一部分经营效益也不错。但这些村庄目前都还是以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形式进行组织管理，在股权结构、财务管理、专业人才等方面存在欠缺。因此，要实现这部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就需要开放改制，推动股份经济合作社向现代公司转型，组建董事会、监事会，并聘请职业经理人专事经营。

第二，职业经理人与专业农户联合组建合作组织。大量的研究表明，小农户很难支撑起规模化合作组织的长期运作。只有当一部分经营能力强的小农户发育为专业农户之后，才会对专业化的职业经理人自发提出需求。如果这一条件尚不具备，在政府主导下聘请所谓的职业经理人，出现前述报道中的尴尬局面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这个道理既适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也适用于民宿等乡村文旅产业。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专业农户与职业经理人通常会组建特定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分享产业链收益，而不是把经营管理完全交托给职业经理人，这种组织制度与现代公司制度仍然存在显著区别。

第三，通过专业咨询公司替代职业经理人服务。面对当前乡村文旅产业相对分散的局面，要想有效改进其运营水平，最好的办法并不是给每个村庄聘请一名职业经理人，而是由地方政府牵头聘请文旅运营咨询公司提供专门的咨询服务。专业团队可以针对每个村庄的特色进行专门的设计包装，但不过多介入具体的运营管理。这同样有利于同时发挥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严格意义上讲，职业经理人需要植根于现代化的经济土壤中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当这种土壤尚不具备时，只能寻求一种与当前乡村经济社会水平相适配的折中方案。这不但是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问题所在，也是乡村现代化道路上必须经历的过程。（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