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敦煌毁林事件罗生门 要看到两个关键问题

近日，经媒体报道披露的敦煌毁林事件引发舆论热议。而后，随着甘肃省官方发声解释与新华社调查证据披露出现明显差别，事件陷入“罗生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的调查工作接近完成，但还未公布相关情况。

文章开始，我们不妨做一个对敦煌最有利的假设——调查结果显示当地并未大面积砍伐与破坏防护林。但是，这样的结果会促使网络舆情反转、事件走出罗生门吗？会使大家认为敦煌、乃至甘肃在环境保护工作上没有瑕疵吗？

答案显示是否定的。

敦煌毁林事件是如何走进罗生门的？

此次“敦煌万亩沙漠防护林遭‘剃光头’式砍伐”话题得以吸引广泛舆情聚焦，其中主流媒体的发声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众云数据平台显示，此次事件自1月20日《经济参考报》发文后热度首次上扬，但较快回落。而随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评论，助推舆情热度趋势迅速提高，于1月23日前后形成波峰。

随着甘肃省官方作出回应、新华社发文进一步披露敦煌毁林事件资料，舆情热度再度回升，各方争议主要在于防护林的实际面积。在众多网民认为官方、媒体必有一方说谎、一方“打脸”的质疑声中，也有部分网民指出“各方在争执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讨论的对象有明确的了解和定义”。防护林的面积到底是13300亩，还是6500亩、6000余亩？数字的巨大差别背后，也折射出“防护林”“生态林”等概念上的差异、以及种种潜在的管理问题。

有专家表示，此前媒体报道的内容之所以与官方的调查结果出入较大，可能很大原因在于对采伐树木的判断上，对森林经营缺乏了解。但微信公众号“狐狸罐头”指出，这不能被看作一个理解上的误差，不同的数字背后涉及到的是国家对甘肃的林业补贴，以及甘肃对酒泉、酒泉对敦煌、敦煌对林场的一系列财政问题。因此，也有网民提出，是否存在阳关故意虚报防护林面积以获取补助的可能性？是否也暴露出土地管理混乱，各部门数据不统一的长期问题？

新华社再披露敦煌毁林事件资料，使得媒体监督权再回公众视野。无论是《经济参考报》发文曝光“敦煌大面积‘剃光头’式砍伐防护林”问题，还是在甘肃官方回应“林场范围长期以来只有6000余亩防护林”之后，新华社再度披露案件相关的证明资料的回应，展现出的都是主流媒体的担当，让公众对“媒体监督权”寄予更高的肯定和期待。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指出：“一个国家，越是重量级的问题，越需要重量级的监督。”在网络时代，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依然必须肩负舆论监督的使命，为舆论监督撑腰。

敦煌毁林事件，在事实真相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地方如何平衡生态利益与商业利益迅速成为舆论场上的讨论热点。据媒体报道，甘肃政府为改善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以果养林，以林护果”的考量。

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微信公号发表评论，将敦煌葡萄种植与青海木里矿区的破坏式开采做类比，指出地方政府“不能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问题。@人民日报评论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综合账。”中央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何哲也指出，敦煌阳关地区大面积毁林，暴露出的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地方政府、企业等各方应重新考虑如何规范其发展边界，平衡好生态利益和商业价值的关系，找到真正适宜林场发展的经济结构。

在甘肃省公开的调查结论中，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的违法问题被公开曝光，暴露出违规承租引发的后续隐患。据《法治日报》报道，早在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以及2019年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进驻甘肃省期间，督察组曾多次接到有关飞天公司的举报，督察组也将举报转交地方查处，但始终未能得到明确处理结果。无论是飞天公司的违规操作，还是敦煌砍伐防护林改种葡萄，审批是如何通过的？被砍掉的林木去向如何？谁是其中的既得利益者？背后是否暗藏着看不见的利益链？“学习小组”微信文章抛出的几个问号亟待被一一拉直。

此外，在公众讨论的过程中，“葡萄”逐渐成为另一个被关注的热点，导致舆论失焦。媒体报道中提到，葡萄是一种耗水量大、需频繁扰动地表土层的植物。另外，在《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防风固沙林主要适宜树种表”中，葡萄也并未列入其中。随着对“敦煌是否真的适宜种植葡萄”讨论的不断深入，网民中逐渐出现“抵制甘肃葡萄”的声音。B站网友anduoyijiu指出，“现在的核心议题不应该是种葡萄合不合适，而是防护林面积究竟应该有多少，目前还剩下多少，当初的经济田有多少，现在有多少。事实越辩越明，盲目抵制甘肃葡萄的更不可取，不要恶意带节奏最后偏离了该关注的方向。”

走出罗生门：得看到两个关键问题

一、有待调查结果弥合舆论撕裂

纵观“敦煌毁林事件”发酵全过程可以看到，舆论批评防护林被毁，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着重呼吁并期待相关部门及早公开调查结果，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追责，给公众一个交代。但是，甘肃省政府公布的阳关林场的防护林面积、葡萄园面积以及阳关林场公益林变更情况等均与媒体此前报道存在较大反差，导致舆论情绪明显反弹。

其后，新华社发文进一步披露敦煌防护林被毁的佐证资料，舆论场中支持与质疑声音并存，观点撕裂明显。分析认为，新华社等中央主流媒体依据详实证据提出的质疑具有较强的舆论公信力，而地方难辨真伪的回应使其陷入“塔西佗陷阱”，取得普通民众的信服具有较高的难度；另一方面，早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就向阳关林场及葡萄种植企业之一的敦煌市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提起过环境公益诉讼，并发声称其调查发现当地存在防护公益林被大规模砍伐现象。多重因素叠加，导致事情真相愈发扑朔迷离。

目前，针对甘肃省政府新闻发布会提到的阳关林场管理问题以及敦煌飞天公司自身发展利益与生态环保利益相矛盾的问题，有文章表示“阳关林场管理人员称树木被砍系因清除枯枝”，亦有媒体报道“此次舆论风波是飞天公司在背后运作的结果，目的是向政府施压，以期获得更高补偿”。需要注意的是，新闻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是经过人工筛选后的部分真实，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公室已赴敦煌进行独立调查，真相未明时，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共同期待最终调查结果的公布，为纷繁复杂的舆论枝蔓正本清源。

二、舆论争议折射环境公益诉讼的痛点和困境

“毁林造地”问题早就受到外界质疑，为何毁林砍伐行为依然不止？梳理媒体报道发现，2006年中国经济时报曾刊文《敦煌，切莫重演楼兰悲剧》，2011年《甘肃林业》杂志也曾刊出题为《荒漠变绿洲——敦煌市阳关林场阻沙东移纪实》的文章，2017年3月，酒泉市林业局曾发布《关于媒体反映敦煌市阳关林场范围内毁林开荒调查情况的报告》……由此可见“毁林造地”等生态问题频遭质疑，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但为何媒体报道及官方调查却未能引发足够关注，砍伐行为依然不止？其中原因值得思考。

尽管当前敦煌毁林事件已有调查介入与地方回应，但笼罩该事件的迷雾尚未廓清。当网民与媒体在等待调查组最终调查结果的同时，两年前敦煌毁林事件曾被绿发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事也进入舆论视线。但为何案件最后陷入停滞状态？为何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进困难重重？本次敦煌毁林事件舆论争议也折射出如今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痛点和困境。

环境公益诉讼该如何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羁绊和涉事企业运作施压，防止地方保护因素将环境公益诉讼化解于无形，成为很现实的舆论争论。相应的，司法机关能否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严格依法对待和审理案件也备受舆论关注。

绿发会副秘书长马勇在谈起两年来的诉讼历程时表示，甘肃省对公益诉讼案件作出集中管辖的决定，由甘肃矿区人民法院受理一审公益诉讼。但从实际执行来看，法院要求“调解”——而中国绿发会认为调解不会有效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公益诉讼并非“零和博弈”，如何让有态度的司法“实力圈粉”，不仅是对环境公益诉讼成色的考验，对司法公正水平的考验，更是对建设和提升舆论引导力和增强基层公信力的考验。

公益诉讼的目的就是监督和遏制环境违法行为，随着环境公益诉讼实践不断丰富，调查取证难、公益损害鉴定难、诉讼程序规则待健全、检察建议刚性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制约着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导致环境公益诉讼面临很大的舆论反弹风险，且难以治愈“破坏之痛”。

文章最后，我们分析认为，在网络舆论中的敦煌毁林事件其实已超过“是否毁林”的简单问题。地方是否有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与发展“青山绿水”才是核心争议。无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的调查结果如何，我们并不希望看到每一次的地方环境争议问题都上升到国家派驻调查组才能解决。从事件话题发酵过程中曝光的种种细节，包括葡萄种植、土地管理经营、外界监督无效等等问题，其实都难以让毁林事件走出罗生门、让地方走出塔西佗陷阱——这也是地方需要偿还长期以来因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透明度不高、缺乏有效监督而欠下的舆情债。

（作者：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 李娅琦 梁双 张谢君 刘于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