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流调报告中,相继出现了“只提地点不提人”的信息公布新方式,得到了舆论的高度认可。在新增确诊病例的流调报告中隐去患者的个人信息,改为以涉及区域和场所信息披露为主,这一做法受到了不少媒体和网民的称赞。@人民日报发表微评,认为“不提人”更显尊重人。有网民调侃道,“不提人”的方式终于令人感到“体面”了一些,再也不用担心别人知道自己的生活有多狼狈。
舆论高度认可“只提地点不提人”的背后,不仅反映了公众对“体面”的渴望和隐私的重视,更折射出大众在疫情防控中隐私保护的长期需求得到了阶段性与区域性的满足。
频频出现的隐私泄露事件:
谁是泄露者?谁的信息被泄露?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隐私、信息保护工作,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已多次被聚焦。统计显示,公安机关依法从严从快打击侵犯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截至2020年12月20日,共治安处罚违法人员1500余名。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隐私保护不力、涉疫情相关人员遭遇网络暴力的事件屡屡发生。梳理发现,从去年12月以来,成都、大连、北京、丽江等多地皆发生流调信息被泄露事件。
表 部分案例相关信息综述
观察发现,在上述7起事件中,泄漏信息者包括市民、医护、公职人员、航空公司职员等多种角色。信息被泄密者则范围广,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及其家属、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人员、境外输入复阳无症状感染者等都有所涉及。泄密内容包括且不限于个人姓名、电话、行动轨迹,乃至新冠患者家属隐私等信息。
“半月谈”微信公号文章写道,一名天津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隐私信息遭到曝光后,一夜之间接到无数陌生来电,几度精神崩溃。上述信息泄漏事件背后,是多名受害者所遭受的人身攻击、精神伤害,甚至“社会性死亡”。
隐私保护的五点精细化要求
“只提地点不提人”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公众既往对流调信息的担忧,在保障公众充分了解疫情信息的同时,弱化了患者及家属的压力,使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趋向精细化。新华社文章称,“只提地点不提人”的流调报告方式把握好了信息披露的分寸,值得赞誉和提倡。不过,从过往疫情信息泄露的案例来看,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还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加强:
其一,个人隐私信息采集范围的精细化。据《南方都市报》调查显示,仅有20%左右的受访网友知晓数据存储期限和疫情过后会被如何处理。尽管不少媒体和专家呼吁防疫工作数据收集中应强调最小必要原则,但仍有不少网民反映,在疫情防控面前个人信息“交”得太轻易,小区物业、菜市场、超市等场所都要求登记姓名、电话、住址,甚至身份证号码。对此《人民日报》曾指出,如此详细的信息收集内容,显然超出了防疫必要的限度,违背了“最小范围”原则,也增加了不必要的个人信息暴露风险。
其二,个人隐私信息储存环节的精细化。疫情防控是一个需要各方团结一致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相关人员极其配合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密切接触者,溯源传播链,然而从上述案例中可知,信息泄漏案件大都归咎于流调报告及其相关调查文件的泄漏,如北京某航空公司员工因传播初步流调报告而造成信息泄漏。此外,广东省疾控中心流调工作人员也在《南方都市报》中谈道,成都确诊女孩轨迹图的泄漏可能是因行程调查文件的曝光。
其三,个人隐私信息脱敏处理的精细化。中央网信办在《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因联防联控工作需要个人信息必须要经过脱敏处理。尽管规定已明确,落地却出现难处。央视新闻客户端评论,大众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了愈发清晰的认识,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背景下,大众对披露他人隐私存在分歧,甚至错误的认知。如部分相关工作人员和网民对“必要”和“非必要”信息存在误解,认为最大化公开患者信息,有助于疫情防控工作。
其四,个人隐私保护相关保障的精细化。《法制日报》文章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数据处理和运用应遵循目的合法原则、最小必要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但眼下法律对疫情防控中个人隐私保护工作仍有不适用的状况,如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接受《工人日报》采访时所言,目前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多集中在网络范畴,针对此次抗疫中出现的关于信息保护的问题,现有法律并不能完全适用。《新民晚报》文章评论,伴随着大量个人信息采集,隐私保护不规范、不到位的现象也愈加突出,对于信息泄漏案件的通报无疑给大众敲响了警钟。
其五,保护公众个人隐私主体的精细化。国家和有关部门通过出台或调整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对数据收集主体进行限制,亦如《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行政法规要求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工作。但目前个人信息被不当处理的风险仍存在,如“中青评论”微信公号写道,对于疫情后个人信息的去向问题,仅部分地区给出了明确答复,如何进一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及时告知个人信息的去向、防止相关信息被用作他途等问题亟待精细化解决。
回到这次举措,网民点赞“只提地点不提人”的舆论现象,背后原因并不简单:
首先,“只提地点不提人”可以看作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于隐私保护诉求的积极回应。网民为此点赞。
其次,隐私保护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当前这波疫情防控工作中,更是一个存在于当代互联网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只提地点不提人”一定程度上更是可以视作是网络社会治理精细化的体现。
再者,上海、北京在过往的疫情防控中并未出现过严重的信息泄露问题,但在隐私保护上仍走在了前方,也得益于对全国其他地方防疫出现的经验教训的有足够重视。社会治理、疫情防控,网民点赞的是政府的工作视野与学习心态。
最后另值得一提,在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际,《网络舆情》便已刊登评论文章《疫情精细化防控须注重对隐私权的保护》。一年过去,疫情精细化防控取得瞩目的进步,风险等级判别精确到街道、小区;流调更为精准与迅速。这也是我们面对当前疫情零星散发情况的信心所在。
但在隐私保护上,我们工作进步仍有极大的进步空间。《工人日报》评论曾直言,在技术进步背景下,开展疫情防控与保护个人隐私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疫情防控不是牺牲个人隐私的借口,保护患者隐私也是做好疫情防控,保护个人权利的应有之义。正因如此,上海、北京相继在疫情防控信息公开中“只提地点不提人”的做法,得到网民与媒体高度认可。而这份认可背后,不仅是舆论对于举措能被全国更多地方所借鉴与落地的希望,更是人民群众对于隐私保护工作、疫情防控工作精细化的长期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