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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路途中，沿黄省份如何立足自身资源基础实现产业转型？城市群和都市圈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解决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十四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樊杰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记者：拥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丰富资源储备的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沿黄省份产业以能源化工、原材料工业等为主导的特征明显，存在相对突出的倚能倚重、低质低效问题，推动资源型产业转型、打造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迫在眉睫。您认为，沿黄省份在合理利用能源优势的基础上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应当着重在哪些方面寻求突破？
樊杰：沿黄省份的产业特征与资源禀赋结合得非常紧密。黄河流域是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富集的区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中，沿黄省份的工业化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一五”至“四五”时期，由于长距离运输不经济，因此我国利用黄河流域的资源优势，就近发展大规模的能源工业、采掘和原材料工业等，部署建设能源、矿产、原材料工业基地，形成了重型工业的基础。这是黄河流域资源特征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客观要求决定的。
与此同时，黄河流经的多数是生态脆弱的干旱半干旱区域，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生态环境应当尽可能发展一些对资源环境扰动相对较小的产业。目前，沿黄省份已经步入产业发展重要的拐点时期，产业结构、发展模式等都正在进入新阶段。伴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出台，协调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或许将成为我们在新时代运用新理念构建新格局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也是黄河流域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沿黄省份产业结构无须简单化地谈转型。以下几个突破路径或许可以尝试。
第一，在我国整体生产力布局中，沿黄省份仍然具有发展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的比较优势。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产业结构带给生态环境的影响？由于重工业的经济附加值相对较低，要想提高它的效益，最核心的是要依托科技进步改造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工艺、传统产品结构，使之走向适应未来市场选择的方向。因此，在认同沿黄省份发展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技术改造使传统工业实现新型工业化要求的绿色化生产，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沿黄省份的产业结构依然是重型产业结构，但应转变为不再具有高排放、高污染特质的“绿色”重型产业结构。
第二，在“双碳”条件下，仅就能源工业内部而言，也可以进行行业结构调整。黄河“几”字弯地区和上游地区，太阳能、风能、水能等资源富集，水能已经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未来，在提高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利用比重方面，黄河流域有很好的前景，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能源生产结构。这意味着，黄河流域未来依然是能源基地，只是能源基地的属性将从传统的煤炭为主、煤油气结合，转变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相均衡，并逐步过渡到以绿色能源为主要能源的供给结构方向上来。
第三，在新产业革命过程中，大生物产业是一个重要的、未来前景广阔的现代产业类型，它与有机食品、美容养生、医药健康等产业紧密相关。这些产业的有机和生态原料是可以制作中草药的药用植物与动物等自然生物原料。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特殊生境，有丰富的特殊生物资源，这是大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原料基础。如果未来现代生物工程和现代科技能够紧密结合，将黄河中上游地区作为现代生物产业和生态产业的资源基地，进行原料的开发、初加工，乃至进行最终成品的生产，那么现代生物产业或许可以作为黄河流域面向未来的先导产业进行培育。
第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在沿黄中西部省份留下一大批高校、研究所、高新技术企业等，围绕这些机构已经形成以企业创新为主体的创新体系，为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等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这些机构最初为制造军事装备等“国之重器”而布置，因此在我国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成套设备制造和机电产品制造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果将国防工业用于民用开发，这些机构具有很好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利用，复兴这些“三线企业”，使之融入数字化、智能化工业体系中，也可以为黄河流域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记者：黄河流域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和兰州－西宁城市群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请您分析一下，未来推进黄河流域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应当从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樊杰：黄河流域的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全国整体城市发展体系和城镇化战略格局中的重要节点。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不同。在长江经济带，长江在长三角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很多城市群的发育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城市群根据与长三角城市群“龙头”之间的距离，形成一个经济发展梯度和经济分工与合作格局。而黄河除提供水资源外，并没有像长江一样，在畅通人流物流通道、承载城市间联系等方面，在城市群的发育中发挥紧密的纽带作用；黄河流域城市群也没有“龙头”。这就意味着，黄河流域的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中心城市、核心区域或增长极，发挥自身在本省或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带动作用。因此，目前黄河流域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发展并不突出一体化或同城化，发挥中原城市群在河南、胶东半岛城市群在山东、关中城市群在陕西、兰州—西宁城市群在甘肃和青海、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在内蒙古和宁夏对省域经济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才是重点。在全国城镇化总体格局中，黄河流域城市群和都市圈更多的作用是，通过节点部署带动我国大的区域板块间的协同发展。
城市群的发展，最核心的是创新驱动。如果一个城市群想要成为区域领衔的“龙头”，首先要完善并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成为重要的创新枢纽，以此作为带动本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而创新最主要的是科技创新，沿黄省份适宜转型发展的几乎所有产业，其发展前景都与科技创新紧密相关。因此，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或许是未来沿黄省份发展最重要的“阀门”。
科技创新，关键在于人才。目前，沿黄省份主要城市的高层次科技人员仍然呈现出外流倾向。那么，怎样才能吸引人才，或者即使人才不进入沿黄省份，也能够通过某种机制，借助网络优势，使沿黄省份用好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资源？这就需要进行体制创新。可以学习深圳建设时期使用北京创新成果的经验，利用好“外脑”，以创新资源“虽然不为我所有，但是为我所用”的思维，打造自身区域创新高地。这种区域创新高地科技创新的方向，一定要着眼于本省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前沿产业，实现产业与创新紧密结合。通过打造产业创新高地，使中心城市带动全省产业进入现代化。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某个地区使用某些人的“大脑”而他们不一定长期生活在这个地区已经成为可能。因此，为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与都市圈在下一轮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使沿黄省份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在以5G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首先要为黄河流域的5个城市群和都市圈创造条件，使它们占据全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制高点。这种优势，同时也是吸引人才的优势。所以，改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将为沿黄省份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记者：不同于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各省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度并不高，也尚未建立完善的区域分工协作体系。您认为，加强沿黄省份间的经济联系、推进区域分工协作，对于各省区的差异化发展和协同发展分别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樊杰：区域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发展到高级阶段才能逐步实现一体化。沿黄省份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经济联系和协同发展不足，这是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经济联系薄弱，沿黄省份产业的重复布局现象也并不严重。面向未来，虽然黄河流域是相对欠发达的地区，但是对于协同发展的要求不能低于长江经济带，沿黄省份也应当尽早采取举措推进协同发展。
第一，新能源的利用。黄河流域的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都有丰富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等资源，资源类型具有高度相似性，容易导致产业结构雷同。如果没有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会增加我国整体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本，降低我国发展的整体效益。在“双碳”条件下建设能源基地，要求的统筹力度远远大于以往开发煤炭等传统能源的力度，这就需要合理进行风电基地、光伏电基地等的选址。煤炭是陕西、内蒙古、宁夏等省区的常规能源，常规能源要与太阳能、水能等非碳能源进行合理搭配，就要按照系统思维进行合理调配，实现供给的规划系统化、组织系统化、配置系统化，这样才能有效保障能源供给和我国能源安全。
第二，旅游业的发展。如何通过旅游的网络化组织，将各个省区最好的旅游产品放入旅游系统中，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旅游服务，避免出现低档次重复开发建设、旅游资源由于行政区划原因重复收费等现象，也是黄河流域在未来发展中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容易出现建设过于超前导致浪费，或短距离内重复建设导致基础设施不能共享等情况。因此，未来沿黄省份高新技术产业和数字化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一定要高度统筹、合理布局。
第四，重要公共资源的共享。沿黄九省区中，有7个省区位于西部地区。未来，这7个省区人民的福祉要想得到同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信息网络共享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建设，改善当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使各地人民都有机会享受优质资源。
（《人民周刊》2021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