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保护生物多样性

五十载初心不改，十四天凝聚共识，和合共生的种子在春城昆明萌芽，撒向人类的下一个十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从彩云之南走出中国，传向世界。

这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历史时刻，这是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中国声音，这是中国携手国际社会打造更加美好世界新征程的新起点——2021年10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系统阐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理念，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凝聚新的共识：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希望的世界，习近平主席提出四项主张，为生物多样性开出了中国良方：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国元首以视频方式出席大会。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中国首次主办如此高规格的多边环境会谈，意义深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始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再次彰显大国担当。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方呼吁并欢迎各方为基金出资。

10月13日，大会正式通过了备受瞩目的《昆明宣言》，49个国家针对57个缔约方提出的近400条意见给予了反馈，最终形成宣言，全文以十七条承诺勾勒出2020年之后下一个十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框架，“宣言是走向生物多样性保护正确方向至关重要的一步”，多位与会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宣言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当人类用和谐共处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会慷慨回报人类。但当人类竭泽而渔、只顾自身短期利益时，这些对自然的伤害会反噬人类。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宝贵之处后，如何用科学的方法让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曲线反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促使生物多样性最迟在2030年走上恢复之路？国际社会开启了积极的探讨与行动，中国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和方案。

为保护濒危生物按下加速键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今年10月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前言里给出了科学层面的答案。多家中央媒体援引联合国报告的报道显示，“土地和海洋利用的改变、生物资源利用、气候变化、污染以及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都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驱动因素。

在数十亿年的进化与演变中，生物多样性不但是时间结出的果实，也是人类前进、发展的重要条件。人类维系自身生活所需要的食物、药物，维系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料等都离不开生物多样性的馈赠。自然界中的生物通过相互依存与制约维持系统平衡，这意味着，一旦一种物种绝迹，与之相关的物种也将濒危，连锁反应会导致与之相关的环境从有序走向失序，局部的失序甚至会进一步造成生态系统的恶化，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敲响了警钟。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系诞生于3000万年前，亚洲板块与印度板块“相遇”使得昔日的海洋成为如今的“生命禁区”。在这片“禁区”里，一种名为“雪兔子”的植物在进化过程中不断挑战自我，在凌寒中用它的花朵滋养着“禁区”里的昆虫，作为虫媒的昆虫又以采蜜授粉的方式帮助其他植物繁衍生息，与塔黄等高原植物一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根系固定住稀薄的土壤，为稳固高寒地区的生态默默坚守，站了一年又一年的岗。

在营养贫瘠的流石滩上扎根，在大寒之地的多年积雪中生长，在高辐射低温缺氧的稀薄空气中傲霜绽放，甚至在海拔6400米的雪域高原上，人迹罕至的生存极限处，仍有头顶“绵帽”、身披“绵衣”的“雪兔子”无声展示着生命的坚韧与无限可能性。

本刊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这个“高原守护者”是植物界菊科风毛菊属家族雪兔子亚属的一员。在以万年为单位的自然进化过程中，“雪兔子”与雪莲亚属结为远亲，但由于生长环境及外观较为相似，当它用积蓄了3—5年的营养开出花朵时，作为雪莲的远亲近邻——分布于印度、尼泊尔、中国西南部等地的“雪兔子”往往同样被当作经济作物采摘、售卖，使得原本脆弱的高原生态面临严峻考验。令人欣慰的是，今年9月7日，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农业农村部正式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新版）中，“雪兔子”以二级保护级别的身份与其他7种菊科植物一同出现在名录中。

一个基因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物种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一个优良的生态系统可以反哺一个地区的环境。时至今日，尽管人类仍未完全了解地球生态系统中不同物种之间的联系，但保护生物多样性，无疑是为抢救濒危生物按下了加速键，以便子孙后代有更多时间去探索其中的奥义。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一路“象”北又“象”南，4月17日至8月8日期间，17头亚洲野生大象迁徙的故事，通过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广泛流传，圈粉无数。“云南大象的北上及返回之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习近平主席的声音，响彻峰会会场。

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中国发布的白皮书从4个角度详细阐述并总结了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其中，优化就地保护体系、完善迁地保护体系、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等5项措施在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方面成果显著。

——“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40年间从1114只增加到1864只，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长至目前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种群总数超过5000只，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80头增加到目前的300头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从40年前的仅存两群不足10只增长到五群35只。”

白皮书介绍，在优化就地保护体系方面，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总结自然保护地60余年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先后设立三江源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总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2.3％。作为中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经过多年探索，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生态保护上成效明显。通过构建科学合力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空间不断拓展，种群数量不断增加。

——“至2020年底，种质资源库已保存野生植物种子10601种、85046份；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093种、24100份；DNA材料7324种、65456份；微生物菌株2280种、22800份和动物种质资源2203种、60262份，与英国‘千年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等一起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设施。”

白皮书介绍，在完善迁地保护体系的过程中，全国105家单位协作攻关，历时13年，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牵头创建了国际一流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保藏体系——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抢救性采集和保存了中国大量珍稀濒危、特有和具有重要价值的生物种质资源，全面实现了资源和信息的社会化共享。

——“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地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通过建立蜜蜂养殖、蜜源植物种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协调的减贫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脱贫，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7880元增长到2020年的11735元。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脱贫实践于2019年入选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联合发起的‘110个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林业资源丰富，当地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参与生态工程整地、栽植、管护等劳务，增加贫困户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将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选聘为生态护林员，为每人每年直接带来7000—8000元的稳定收入。”

白皮书介绍，在协同推进绿色发展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还为中国的减贫事业提供了助力。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

采取全球行动修复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共同义务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生计和福祉依赖于大自然。然而，近几十年来，以生物多样性丧失为代表的自然退化速度惊人地加剧。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两栖动物和爬虫类动物的数量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68%。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统计数字则表明：5%—20%的脊椎动物和树木物种现在面临灭绝的威胁，而且物种灭绝的速度正以百倍的速度增长。因此，我们需要采取类似于《巴黎协定》的全球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维护生物多样性。”

10月12日，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圆桌论坛”上，来自欧洲、亚洲以及联合国环境署的经济及资源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试图通过经济学原理寻找因发展经济产生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表达了对生物多样性丧失所产生的威胁带来的担忧。他认为，多年来，环境保护的关注点一直是气候变化，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气候变化的关键原因。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大自然是人类经济的附属品，它应该是经济逻辑的核心。”“沃尔沃环境奖”获得者、《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估》报告作者、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达斯古普塔同样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在他看来，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非常明确，砍伐热带雨林将土地用作牧场、开发大豆和棕榈油种植园等经济行为使土壤用途发生变化，大部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由此产生，同时引发气候变化，而当热浪、火灾、龙卷风、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会反过来破坏生物多样性。

“大自然以联合产品的形式向人类提供服务，这些服务相互补充，不能相互替代，更不是彼此独立。因此，如果我们破坏大自然，导致它无法充分为我们提供某种服务，那么其他服务也将受到不利影响。”

达斯古普塔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物多样性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生物多样性越强，生态系统越健康。生态系统是否健康，在于其是否能将自身转化为人们依赖的各种服务。在他看来，生态系统提供气候调节、固氮、土壤再生、废物分解等服务是无声无形的，只有当这些服务崩溃时，人们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他建议将生态系统列入资产范畴，与桌椅、机械设备、道路和港口、教育和健康等其他各类资产相提并论。

“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是两大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而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比如候鸟迁徙、跨边境的森林火灾等。对于单个国家来说，仅仅试图增强民众意识并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这么做可能仍不够，有许多议题需要全球联合行动。”北京大学国发院副院长、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开始保护它的森林，那么它就会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木材，这样其他国家的森林管理系统可能会变得更差，森林砍伐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得更好，渔业等经济领域的问题也是如此。他认为，生物多样性是全球性问题，仅仅一两个国家做得好，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以全球视野看待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并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我们可以使用定价方案，可以使用供给的价格弹性等经济学工具，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全球机构，就可以使用这些经济学工具。”徐晋涛说。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的本性是寻求生计和福祉。我们有义务修复生物多样性，挽救生态圈等自然资产，改善大自然。”林毅夫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人们需要改变行动理念和财富目标，不能仅仅盯着GDP，还要为此采取全球联合行动。

（《人民周刊》2021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