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

 卢作孚是以建设奇才、管理名家、对国家社会贡献巨大著称的近代爱国实业家，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在1953年特别提到的四位不应忘记的实业界代表人物之一。
       成为青年知识精英
　　卢作孚（1893—1952年），四川合川县（今重庆市合川区）人。由于出身贫寒，卢作孚仅接受了小学毕业程度的正规学校教育。1908年，15岁的卢作孚得到亲友少量资助，从合川一路步行前往四川省会成都。由此，他的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通过自学，卢作孚不仅能够胜任中小学的数学、国语等科目的教学工作，还编著了多种中学数学习题集，其中《应用数题新解》一书由重庆中西书局于1914年出版。
　　1914年到1915年间，卢作孚一度走出夔门来到上海。在上海，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知识，了解各种新事物。新文化运动期间，卢作孚以报社记者和《川报》总编辑的身份在成都舆论界崭露头角。1921—1922年间，卢作孚应邀到川南的泸州担任永宁道教育科长，掀起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新川南”建设浪潮。其间，他提出改革学校教育，发展社会教育的主张并付诸实践。
　　在学校教育方面，他主张以川南师范学堂入手，打开校门，打破教科书的生硬内容模式，使学生和自然与社会接触，进行新教育试验。通过友人，他成功邀请恽代英从武汉入川，出任川南师范学堂教务主任兼国文课教员。在社会教育方面，他先后创办了县图书馆、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新川南日刊》等，并组织成立通俗教育会，组织各种文化、卫生、体育活动，开展民众教育。由此，卢作孚成为泸州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支柱之一。
       战胜外商轮船
　　1929年7月，卢作孚受命担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负责重庆港港务管理。他决心对进出重庆港的中外轮船实行统一管理，但外商轮船尤其是日本日清轮船公司极力反对。既然日商轮船拒绝接受检查，卢作孚就动员码头工人，拒绝装卸不接受检查、管理的外轮货物。日清公司在重庆港的业务无法开展，只得接受川江航管处的管理和检查。卢作孚能够不动声色地迫使骄横的外国船商接受中国地方当局的检查和管理，这件事，极大地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
　　从1931年开始，民生公司开始了川江华商轮船公司化零为整的重组事业。到1934年上半年，此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重庆上游航线只剩下民生公司一家，但重庆下游航线仍竞争激烈。
　　英国太古、怡和等外商公司，从1934年3月起争相调低运费。结果，一件棉纱从上海运到重庆只收2元运费，一担海带只收2毛5角运费。运费之低，不足以补偿船用燃料及转口费用。面对此种情形，有人预计美国捷江公司和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必将在当年倒闭。其中，捷江公司的资本超过民生公司数十万元，其营业性质和所走航线恰与民生公司形成竞争。不过出人意料的是，民生公司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并于1935年6月收购了捷江公司的大部分轮船和岸上业务。以此为标志，民生公司在统一川江航业的进程中取得决定性成功。
　　卢作孚用成功的经营实践证明：“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与管理，便能做出他们的事业。”此后，民生公司进入建造新船、扩大规模的新发展阶段。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卢作孚认定：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八一三”战役爆发后，正在南京参与研究总动员计划草案的卢作孚告诉民生公司的管理人员：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于是，民生公司派出大量船只，负责从上海、南京等地把人员物资转运到大后方。
　　由于江阴长江航道实施封锁，民生公司派出的大型船只主要集中在芜湖和镇江两处。集中在芜湖的船只主要是装运兵工器材，集中在镇江的船只主要装运来自上海的迁厂器材和机料。接着又从南京起，撤退政府人员和办公物品以及学校的师生、仪器和图书。动员起来的民生公司不仅抢运内迁的人员和物资，而且大量运输部队和辎重到抗战的前线。
　　民生公司主要从事长江上游川江一线的水运，而宜昌是长江中下游轮船进入川江的咽喉。货物器材从中下游运到宜昌后，均须分转，由川江小轮船装运入川，行驶宜昌上下的轮船，载重量全然不同，造成抗战爆发后等待转运的物件大量滞留。武汉沦陷后，蜂拥而来的人员和货物使宜昌运输中人货滞留情形更加严重。滞留宜昌港的人员多达3万人，滞留的货物多达9万吨，其中许多是事关抗战能否持久进行的兵工器材和相关物资。
　　这时，卢作孚以国民政府长江水上交通行政最高主管身份，来到宜昌坐镇指挥。经过一番调查和研究，他迅速制定出统一分配运力、区分缓急、分段运输、动员木船参加运输的抢运计划，并宣布立即实施。新办法实施后，运输秩序大为好转。在长江枯水期到来前的40天中，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和大部分物资被抢运入川。这一场由卢作孚组织实施、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被认为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大公报》著名记者，同时也是地下党的徐盈后来也说：没有卢作孚，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和创造，宜昌抢运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局面。
　　从新升隆轮到民安产物保险公司
　　卢作孚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作者。国共双方关于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当时改组国民政府的基本原则是清除其中的亲日分子，增加主张积极抗日的人士。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卢作孚成为拟议中的实业部长人选，并得到国共双方的认可。
　　根据曾为地下党的萧林回忆，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党组织曾经找人向他讲，武汉新华日报社有一部分印刷机器需要运到重庆，以备将来使用。他把这件事向当时身为水上交通行政最高主管的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同意派一条专船装运新华日报社的机器，很快，新华日报社就租到了由水陆运输管理处指派的新升隆小火轮。10月22日晚，武汉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10多位工作人员在李克农、潘梓年的带领下，乘坐新升隆轮离开汉口，向重庆进发。开船前，又免费搭载难民妇孺50余人。
　　1943年11月，民安产物保险有限公司在重庆成立，资本1000万元，广大华行和民生实业公司各占半数，卢作孚为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卢绪章任协理。杨经才病逝后，卢绪章为总经理。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华行实际上是南方局领导下的以实业作掩护的地下工作机构，卢绪章更是著名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主人公的原型。卢绪章后来回忆：广大华行作为私营商业企业创建于1933年，后来业务逐步拓展，我们党认为这是在大后方里一个值得利用的机构，从1939年下半年起，广大华行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通过开展贸易业务，秘密为党筹集经费，掩护地下活动，1943年，我们还同原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合作，创办了民安保险公司，这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华行的声誉。
       参加新中国建设
　　1948年春，卢作孚领导下的民生公司开始加快向沿海南线的发展，并恢复了香港办事处。7月，民生公司成立广州分公司。1949年1月，卢作孚开始将民生公司和代理太平洋公司的海轮及大型江轮，陆续集中到香港。3月中旬，民生公司香港办事处扩充为香港分公司，直属总公司领导，对外称香港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开辟和经营东南亚航线。民生公司在加拿大订购的轮船先后到达香港。
　　1949年8月中旬，卢作孚通过一些可靠的渠道表达了愿意北归的意愿。但民生公司的民众、民本、民俗等轮仍滞留台湾，而且加拿大借款仍由国民党政府担保，考虑到这些因素，卢作孚决定仍暂留香港。之后，卢作孚又打算在1950年2月中旬离港北归，但由于港埠船上和岸上职工需款迫切，致使卢作孚仍未能按计划离港。
　　3月，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派驻北京的代表何乃仁向周恩来汇报民生公司情况时，提出公私合营的问题。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经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同意接受卢作孚的请求，并指示有关方面一定要慎重、稳妥地做好这件事关大局的工作，创造一个好的典型，为全国实行公私合营提供榜样和经验。此后，何乃仁根据周恩来指示，两次到香港安排卢作孚赴北京事宜。4月，卢作孚召集香港民生公司高级职员拟定了轮船北归的行动方案。6月，由何乃仁等陪同，卢作孚经过深圳乘火车到达北京。
　　在京期间，卢作孚先后应邀参加了毛泽东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民主人士举行的便宴。周恩来和陈云也多次约见卢作孚，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朱德曾经在中南海宴请卢作孚，吴玉章、张澜等也热烈欢迎卢作孚归来，黄炎培、孙越崎等老朋友更是与卢作孚多次晤谈。此后，民生公司滞港的18艘轮船中，除太湖轮在自香港开往上海途中被国民党海军扣留开往高雄外，其余17艘轮船，均得以冲破重重阻碍，安全驶回大陆境内。
　　让五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
　　在北京，卢作孚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其间，卢作孚还与有关方面洽谈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初步方案，卢作孚还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卢作孚寄予了满腔热情和希望。1951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卢作孚出席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他热情洋溢地表示：听了各方面的报告，深感西南各方面的工作，在1950年中有非常迅速的进步和非常显著的伟大成就，相信1950年工作的成就为1951年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他坚信：“进步总是加速度的，1951年工作的速度，必比1950年更为迅速。西藏必完全解放，我们的五星国旗，必插在世界高原的边沿上，或竟插在世界的最高峰上。不但从此完全解放了大陆，还要进一步集聚西南的人力物力，支持解放残敌最后盘踞的台湾，打破海口的封锁，解放数百艘数十万吨的中国轮船，让我们的中国轮船，让我们的五星国旗，飘扬在世界的海洋上面。”卢作孚的发言，表达了一个爱国实业家对祖国进步事业的美好祝愿和信心。如今，悬挂五星红旗的中国远洋巨轮早已在世界各大洋自由驰骋。卢作孚远洋航海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张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