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的第一个中央文件

 纪念五四，教育引导青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在党内由来已久，早在1924年4月19日，陈独秀与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纪念五四运动的第一个中央文件。
　　毛泽东是文件的主要起草者。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任秘书一职。根据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显然，毛泽东所担任的秘书并非委员长秘书，而是协助委员长负责处理党中央、中央局日常工作，主要负责起草和签发中央文件。
　　1924年初，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毛泽东从广州来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工作”。据当时也在中央工作的许行之回忆，毛泽东“在上海主要是写文件”。他睡在楼下厢房，“床上有竹竿撑起，挂白色的蚊帐，这蚊帐是湖南带来的，中间还有一只方桌，主席就在这方桌上写文章”。党的第一个纪念五四运动的中央文件——《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就是毛泽东在这张方桌上起草，随后与陈独秀联名发布的。
　　文件对五四运动双重内涵的界定。最初，社会各界基本上把五四运动只看作是一场具有“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的爱国救亡的政治行动，少有人将五四运动与思想启蒙性质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而这份中央文件的不同之处恰在于此。
　　通告明确要求，在“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的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事实上，这样的表述就赋予了五四运动更为广泛的意义，从而确定了对五四运动双重内涵的基本认识。
　　第一重内涵，也是较为直接的，它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救亡运动。这场运动以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为导火线，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而结束。
　　第二重内涵，则是更广更深层次的，它是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始于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由于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传播而于20年代结束。
　　应该说，反帝爱国与思想启蒙是相互交融、互不可分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专制统治腐朽等政治因素，只是引发五四运动爆发的诸多历史合力之一。所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头脑”方面的准备对于五四运动的孕育更加必不可少，而这种准备却是由新文化运动完成的。后者以“自由”“民主”“平等”等启蒙民众反对专制，主张个性解放以求得整个社会的解放，实际上都是为了从思想上改造国民性，培育具有觉醒意识的新国民与新青年。而这，恰恰为五四运动所主张的爱国、自救、进步等精神观念的思想来源。从这种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理解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不失为一种科学的态度与观点。
　　青年应该有担当是文件的核心。在文件关于五四的部分，开头就强调了五四纪念与宣传活动主要以学生为中心，其目的就是要让青年学生们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国内专制统治“日甚一日”，从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一点，在中央文件发布后的具体落实中也可以得到很好证明。
　　5月4日当天，全国学生会与上海学生会分别举办了五四纪念大会，邀请了胡汉民、瞿秋白等人发表演讲。从演讲的内容来看，此时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是以青年应该有担当为核心。称5年前五四之精神，至今却有消散的现象，号召青年学生们应该组织起来，“改变攻击一国一事的目标，而放大眼光，向帝国主义进攻，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地位”。
　　从纪念五四的文章来看也是如此，在恽代英的《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号召还有血性的青年们不能愧对前人，要“保持而继续他们的五四精神”。如果青年们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那便是青年们莫大的耻辱。谭仲逵在《“五四”纪念与青年的责任》中，则号召青年学生不仅要好好研究学问，还应“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于改革上和建设上的各种事业，都应该有强大的热心”。大声疾呼：“亲爱的青年们！不要有一时一刻的忘记我们的国家，不要有一时一刻的不为他努力！”可以说，在号召青年们要担当起五四精神的同时，“担当”这种品质本身也就成为了一种五四精神。（李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