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
“事不避难”,语出《国语·鲁语》:“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即春秋时的鲁国大夫臧文仲,贤明正直,忠君爱国。历仕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四位国君。鲁庄公二十八年,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主动请缨,说:“居官者当事不避难。”他用鬯圭和玉磬等宝玉向齐国求购粮食,言辞诚恳,最终感动了齐人。齐人同意把粮食卖给鲁国,并退还了玉器。
“义不逃责”,类似的表述可见于《论语》中的“见义不为,无勇也”。所谓“义”,《中庸》解释为:“义者,宜也。”符合仁、礼要求的,就是义。义,既是正义、道义,也是义务、责任。“事不避难”与“义不逃责”连用,意即面对艰险困难,只要合乎道义、职责所在,就不能畏惧逃避,而应当仁不让地担负起责任、有所作为。
最早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连用的是晚清学者汤霖。汤霖是清末进士出身,自号颐园老人,在他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为其贺寿画了一幅《颐园老人生日[~符号~]游图》,汤霖欣然作自序,“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即是其中的名句。汤霖为官清廉,他传下的这种家风,体现了不畏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气概,深刻影响了他的儿子汤用彤和孙子汤一介。汤用彤十余年如一日,承担起研究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过程,著就《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汤一介在20世纪80年代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后又勇挑编纂鸿篇巨制《儒藏》的重担。“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是汤氏一门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凝铸为汤氏的家训门风。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一种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责任意识,体现出中国古代圣贤的担当精神。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商汤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圣王要自觉地担负起天下百姓的重任。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一定的准则,一切都按照义的规定作为行为依据。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看见危难要敢于承担责任,看见所得要想到是否合乎道义。孟子说:“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圣先贤展现出来的是修己以安百姓、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此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众多甘于牺牲、勇于担当的士大夫,正是他们挺立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是司马迁报效祖国的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修齐治平的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救亡图存的担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林则徐牺牲奉献的担当。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勇于担当的胸襟宇量和士人风骨。只有勇于担当、无私奉献,才是修身进德、建功立业之道,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本。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不仅是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还是共产党人坚守的准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正如谚语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党员、干部缺少担当,自私自利,见好就上,遇难就躲,如此便会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事业发展。努力造福一方、推动一方事业的进步发展,不仅是每位领导干部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每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党员、干部想成就一番事业,就需要放下个人利益得失,为百姓的福祉奉献担当。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风险困难,广大党员、干部只有迎难而上、甘于奉献,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方能有所作为、建功立业。
如今,面对国内外的各种风险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党员、干部更需要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发扬“当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的担当精神,不断强化担当意识、培养担当品格、提升担当能力,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能真正赢得民心,赢得时代,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期待。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潘志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