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干部学习节”

高度重视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党中央按照毛泽东进到“长期大学”求学的要求，全力推进以个人自学为主的在职干部教育，专门设立“干部学习节”加以推动，为在职干部教育积累了有益经验。
　　在职干部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延安时期，党中央提出，大力加强干部教育，对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把干部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进行了干部教育的改革创新。
　　干部学校教育是抗日革命根据地整个干部教育的一大特色。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一个指示中提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然而，虽然根据地设有各种干部学校，但因战争和生产随时随地都需要干部，所以势必难以使所有干部都进入干部学校学习。因此，根据地大力开展了在职干部教育。
　　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央政治局在1942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总结道：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须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我们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的。
　　设立“干部学习节”促进在职干部学习。如果说，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教育是全部教育中的特色，而在职干部教育又是全部干部教育中的特色。为了加强干部学习，1940年1月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学习的课程应按照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进行安排。3月14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之前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作了补充规定，并决定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为“干部学习节”。
　　在“干部学习节”这天，要进行学习总检查。这项活动的特点就是注重总结、检查、评比，同时考核干部的学习成绩，表彰学习模范，推广学习经验。首届“干部学习节”后，6月6日晚，中央宣传教育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大会选举李富春、王首道、胡耀邦、艾思奇等23位同志为主席团成员。罗迈作了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除指出一年来学习的成效外，针对阻碍学习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作了进一步动员；强调要下决心，用“挤”和“钻”的精神对待学习；方法上，提倡以自学为主，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加强学习的指导，采取发讲课提纲、发参考书目、请学习顾问、设巡回辅导站、交流学习经验等措施，使学习运动不断深入。
　　总结报告后，大会宣布了甲、乙、丙3类39个学习模范小组名单，介绍了他们的学习方法和学习精神。“洛甫小组”“陈云小组”名列榜首。在这次“干部学习节”活动中，朱德被大家公认为“模范学生”，他在会上谦逊地说：前方后方很多同志都说我是一个模范学生，老实讲，怕算不上。因为我小的时候读了些“诗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东西，要重新学起，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我只知道一句俗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持续学习。在“干部学习节”的推动下，延安出现了“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学习热潮。各机关、各单位无人不学，声势浩大，机关就是学校，干部就是学生。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干部的业务、文化、政治、理论水平，无疑是一种创造。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当时在职干部教育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在职干部教育，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并明确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对四种教育分别提出具体要求，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关于时间安排，规定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通过强调高度重视端正摆位，设立“干部学习节”推动促进，再加上制度措施的有效保障，延安时期我党的在职干部教育逐渐科学规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