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原名马嘉善,后改为马耀武,陕西绥德人,生于1919年10月。1936年8月参加革命,主要负责开展情报派遣工作,曾参与毛泽东首次赴苏秘密访问专列的安全保卫工作。晚年的任远回首往事,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无名的老特工”,毕生从事无上光荣的党的保卫工作,起到了地下尖兵应有的作用。
师从名家 登堂入室
1935年10月,在任远16岁的时候,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任远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振奋,利用放寒假的机会,随同学一起偷偷来到王家沟,提出要参加红军。中共王家沟区委认为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即白区)绥德师范学校上学,身份非常有利于掩护,因此专门对他进行了短暂的秘密培训。随后,任远返校开展地下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37年11月,由时任中共绥德县委书记黄静波的介绍,任远加入了共产党。
1938年1月,任远前往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其间他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先后发展了20多名党员。虽然学习期限只有一个月,但毕业时,因其在政治上可靠,并在各方面表现优异,任远被组织选派赴苏联学习坦克,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带队。然而任远一心想留在国内参加革命,为此他特意向陕北公学校长提出申请,才得以留下。之后,他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侦查保卫专业,从此进入情报部门工作。不久,他被组织选调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第一期保安干部训练班,进行专业情报工作训练。训练班的授课老师有:陈云、李富春、徐特立、李克农、潘汉年等。这个训练班共分为三个班,有学员36人,任远被任命为二班班长。训练班结束后,任远先到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工作,很快又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
吞咽情报 保守机密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工农群众举行了抗日武装大暴动,沉重打击了日伪敌对势力。之后,在极其艰苦的内外环境下,冀东军民不仅坚持对敌斗争,还在冀东地区逐步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冀东由于紧邻伪满统治的东北地区,地处我党我军对敌伪斗争的最前线,情报搜集工作异常复杂。
1942年10月,时任晋察冀北方分局书记的聂荣臻经与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商议后,给中共冀东特委联名建议设立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任命任远为主任,随行携带电台一部,要求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随时与分局联系。到任后不久,任远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率部携带电台撤到哪里,敌人就跟到那里,好几次电台都差点暴露。他分析后认为,这是由于在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而残酷的“扫荡”的大环境下,率一个连队保护电台的目标太大。为此,任远决定:一是把电台从山区转移,藏在一个“白皮红心”的伪乡长家里的夹壁墙内,只在夜里收发报时取出;二是只率领一个武装便衣队警卫班负责保卫电台,便衣队战士平日就扮成乡长家中的长工。这使敌伪军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的电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活动。经过半年的努力,任远领导下的冀东东北情报联络站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不仅与秦皇岛等冀东周边地区建立了直接的情报联系,还向奉天、哈尔滨等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派出几十名情报人员,初步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情报网,搜集了许多伪满洲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情报。
1944年10月16日,日军秘密集结战斗力较强而且装备先进的一个旅团,从唐山、丰润、昌黎等地分头向北进犯,企图一举歼灭我军首脑机关。这次战斗仅120余人突围,牺牲了包括冀热边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在内430余人。
在这次突围行动中,任远由于两臂中弹,昏迷过去。任远被捕时上衣小口袋里有一个小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很多当时党内军内重要情报关系的联络暗号、代号,还有秘密联络的地点与方法,以及他们自创的姓名、地点等绝密材料,这份材料原来分别由钟子云、任远和译电员方明各保存一份。任远被捕后,想将这份材料取出销毁,但由于受伤,手指像木条儿一样,怎么也解不开衣扣。于是,任远忍着痛,想方设法轻声唤醒离他最近的一位老乡,恳求他帮忙。之后任远艰难地把有字的纸撕下,吃力地送进嘴里嚼烂,用干涩的喉咙慢慢地咽下去,利用这样既原始又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办法保守了机密,使他可以放心应对随之而来的敌特搜审。
1945年2月,党组织通过直接领导的单线地下关系,营救任远出狱,重回冀东根据地。1946年7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有关负责同志刘澜涛、李葆华、许建国、姚依林等人共同审查任远的相关材料,经过慎重研究,作出正式恢复他党籍的决定。
专列安保 绝对负责
1949年12月初,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毛泽东将乘专列赴莫斯科进行秘密访问。此次是毛泽东首次出国,安全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当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虽已获得解放,但全国战争尚未结束,且毛泽东乘车途经的区域大部为新区,铁路沿线的治安还不稳定,特别是潜伏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尚未被肃清,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为保证毛泽东专列的绝对安全,早在11月25日,时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召集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以及担任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的任远,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们必须在一星期之内完成出发前全部准备工作,保证“三个绝对”:绝对保密,绝对负责,绝对安全。
铁道部公安局等有关部门下令各地铁路局,在当地省、市、县委各级部门的支持下,利用铁路高度集中的特点,统一调度已有的现代设备,迅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11月26日,任远同工兵部队一起,赶赴停放专列的北京铁路局东郊河北大厂,用雷达对专列的每节车厢逐个进行技术检查。毛泽东专列是在接收的原国民党列车加以全面改造而成的新中国的第一列专用列车,原计划就准备供毛泽东外出乘用。列车一共有9节客用车厢,加上餐车共10节,机车则可以沿途随时更换。
任远还组织进行了由铁道部派专人检验的几次预演。经过这些紧张有序的工作,在出发前两天,整个列车的所有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专列驶入待命的线路上,保证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
12月2日下午,上级通知专列拟于当晚9时出发。晚上约8时30分,毛泽东头戴皮帽,身穿皮大衣,登上北京火车站站台,在周恩来亲自陪同、滕代远导引下上了专列。他边走边满面微笑地频频向守卫在车厢门口的同志们致意。当时,因为要求严格保密,站台上空无一人,仅专列车门口两侧分别站着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任远等警卫人员。
晚9时整,在“毛泽东号”机车牵引下,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驶专列开出北京站。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开出的第一组由新政权生产的火车,又是由毛泽东首次乘坐进行首次出国访问,任远私底下开玩笑地把滕代远称为第一专列的首任“列车长”,杨奇清、冯纪为首任正副专列“警长”,而他本人由于具体负责专列的安保工作,就是首任专列的“警卫员”。
在整个护送毛泽东出国访苏的过程中,任远所从事的工作也正是如此:从北京出发到满洲里,只要专列停驶,不管是入站、上煤上水还是换乘机车,任远必定下车在专列的主席车厢周围巡视。一方面方便监督车站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则可以顺便向当地安全保卫的相关部门同志了解本地采取的安保措施,并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沟通,通报情况。
几天后,新华社即授权发布了毛泽东安全抵达莫斯科访问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