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丰大山红杜鹃”

想象中，作为中央苏区核心区的龙岩永定区，红色文化基因肯定是到处可见的，有众多的烈士也不稀奇。但当真得知岐岭镇一个小小的下山村竟有59位烈士时，笔者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到了。更有一位在当地盛传的烈士名字——陈康容，曾被列为新中国成立前十大烈士之一。

在2001年第7期出版的《共产党员》杂志中，陈康容烈士被列为新中国成立前十大烈士之一，与蔡和森、方志敏、向警予、叶挺、夏明翰、江竹筠、陈铁军、吉鸿昌、赵一曼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烈士并列。

可是，为何陈康容烈士的知名度远不如其他烈士？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尝试去探寻陈康容烈士曾经生活与奋斗过的轨迹，收集各种史料，试图还原一个烈士伟大而短暂的一生，以此纪念我们下山村的女儿、厦门大学的杰出校友陈康容烈士。

除公开的宣传文字之外，笔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到烈士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地方去调查走访。从村中的望森楼到培文馆，再到村前河边的烈士纪念塔，每个村民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对烈士的描述与记忆，但内容的主体不离公开的宣传文字之外。

随后，笔者想到了下山村的陈氏族谱。难得的是，在以男性血脉为主体的《霞山陈氏族谱》中，作为女性的陈康容居然占有一席之地，名列人物篇第三。这一方面反映了作为英雄烈士，她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其精神永存；另一方面也是下山陈氏族人对这个英雄陈氏儿女永远的眷念。从族谱中，可大致了解陈康容短暂而光辉的生命历程。

陈康容（1915—1940），原名月容，又名亚莹，笔名胜子，岐岭霞山村（现下山村）人，1915年出生于缅甸。其父陈锡梅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失败后，侨居缅甸经商谋生。1930年，陈康容15岁时，被父亲送回国内接受教育，进入侨领陈嘉庚所创立的集美中学读书，在学校接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

1935年，高中毕业后，陈康容随父亲回到缅甸曼德勒，在当地小学从事教书育人活动，并积极参加当地华侨爱国救亡运动。1936年，随着国内反日斗争高涨之时，陈康容再度回国，进入厦门大学读书，其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厦门的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陈康容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同时又是一位才女、诗人。她能歌善舞，善于利用歌声和自编的戏剧节目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她文笔犀利，写出了许多为争取妇女地位及抗日救国的好文章。

在厦门大学期间，陈康容参加抗日歌咏宣传队，深入民众、妇女之中，教他们唱歌，讲解歌词意义，借歌咏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据1985年9月出版的《厦门妇运史资料》署名为“克里”的回忆文章称：陈亚莹（康容原名）认为抗日救亡运动并不只是男子的份，女人也是匹夫有责的。在厦门抗日歌咏队里，她与队员李英以歌曲深入到群众中宣讲东北沦亡下民众悲惨的故事，号召民众：“抗战要大家一条心，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

陈康容爱好诗歌，曾与好友陈鹭岛、著名进步诗人蒲风、童晴岚一起组成了“中国诗歌会厦门分会”，并出任总务，随后出版《厦门诗歌》创刊号。在当时《江声报》编辑谢怀青眼中：陈康容不仅是个诗人、爱国救亡者、革命者，还是厦门妇女运动的先驱。他在1984年《深切悼念陈亚莹同志》一文中回顾了在厦门与陈康容一起战斗过的峥嵘岁月。

1937年初，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革命诗人蒲风来到厦门，先后组织了6次诗歌座谈会，随后刘良谟同志从上海来到厦门，大家在基督教表年会礼堂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唱“不做亡国奴”，并发动各界妇女参加歌唱，宣传抗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她中止学业，不顾安全，拒绝了父亲安排其回缅甸过舒适生活，全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陈亚莹根据地下党“厦门工委”的指示，先后加入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战将士总会厦门分会、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担任了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宣传股长，并利用它的公开组织形式，发动各界妇女宣传抗战。

随后，与黄楚云、王筱光、谢怀青等成立了党的妇女支部，并担任执行委员。她带领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的热血青年和妇女走上街头，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救亡演讲，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深入社会办妇女夜校，激励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救亡斗争。

她经常上街宣传爱国思想，教群众唱抗战救国的歌曲。遇有敌机轰炸， 她就去救护伤员、慰问灾民。她还到厦门妇女夜校鼓励夜校学生加入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此外，她还以“胜子”为笔名，在《星光日报》副刊“星星”“实艺”栏目及《江声报》《晨光报》上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

1937年9月26日，陈康容在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厦门分会宣传部《抗敌导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厦门妇女怒吼起来了》一文，高度肯定了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与重要性，认为唤醒被忘记的妇女们是建立妇女救亡工作的重要基础。

她满怀激情地写道：“起来吧！全中国被压迫的妇女们，斗争时候已来到，我们要扫除敌人的侵略，消灭法西斯匪徒疯狂侵略的阵线，只有展开全面抗战，我们的抗战方会获得胜利。”“全厦门妇女，不愿做奴隶的吼声响起来了，这就是抗战的力量，这就是解放的武器！”她不仅仅是以口号宣传，还处处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自己的抗日救亡的责任。

自1937年11月至牺牲前，陈康容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龙岩白土镇参加第一期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并随后回到家乡永定岐岭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据1986年《永定党通讯》第一期所刊陈康容丈夫黄康（原名黄会斋）的访谈文章介绍：

1937年11月，厦门大学党组织派遣陈康容随当时闽西南特委第二书记谢育才到龙岩白土镇参加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举办的第一期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学习，其间她与当时的闽西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黄会斋同志相爱并结婚。

1938年5月，陈康容受党组织指派，回到她的老家永定县岐岭乡开展工作。经中共岐岭支部书记陈荣松介绍，担任支部宣传委员，以岐岭下山村培文馆小学教员身份公开活动。从此，陈康容以培文馆为阵地，建立了岐岭青年抗敌同志会和岐岭抗敌后援会；创办了妇女学校，成立了宣传队，自编抗日宣传歌曲，开展了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西南，国民党制造事端，破坏永定地下党组织，搜捕共产党员，迫害党员家属和抗日人士。陈康容同志正是在这白色恐怖背景下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而牺牲的。

厦门市委党史办主任胡冠中在《归侨女英烈陈康容》一文中，用文学的手法对陈康容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过程做过细致的描写：

1938年底，当陈康容生完孩子从梅县回到岐岭时，永定的斗争形势越来越险峻。1939年，中共岐岭支部书记陈荣松共产党员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入金丰大山进行游击斗争。岐岭党组织的工作就落到支部宣传委员陈康容身上。随着国共两党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为了保证陈康容的安全，上级通知她上山避一避风头，但陈康容难以割舍刚出生的孩子。1940年8月18日晚，陈康容被捕，保安团害怕陈康容被游击队劫走，连夜把她押解到20公里外的抚市（今龙岩市永定区抚市镇）看管。

在监狱中，敌人软硬兼施，百般折磨，要她说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况，陈康容严词拒绝，最后还在自白书上写道：“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岂惧剥重皮！”表现出为了正义与革命，不惧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1940年9月17日，陈康容被福建省保安团残酷地杀害于抚市的山墩上。临刑前，她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汉奸卖国贼！”壮烈就义时年仅25岁。陈康容英勇就义后，闽粤边区成立了“康容支队”，以纪念这位坚强不屈的女战士。

陈康容用自己的行动，以无比的忠诚对待党及革命事业，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用25个短暂而绚丽的年华，铺就了伟大而光辉的一生，被当地人亲切地誉为“金丰大山红杜鹃”。

康容烈士没有纪念碑，甚至找不到她的墓址，但她为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为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被记录在革命史上，刻在党史丰碑上，印在人民的心中。她的伟大而光辉的形象，也永远活在下山陈氏宗亲心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作为烈士，党和国家不会忘记！作为下山村的儿女，下山人民不会忘记！包括下山村默默无闻的58位烈士。（付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