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研究“范式”更替和转换

“范式”这一术语，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引入的学术概念。它表述为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开展科学研究中所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其实，在百年党史的研究中，研究范式也常处在不断更替和转换中。也正是这种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

“革命史”与“现代化”

在党史研究中，“革命史”范式一直处于主导性地位。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新生产力和旧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革命虽然是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但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一指导性的线索，才能在充满矛盾的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把握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洞察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这一研究范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史学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就明确指出：“历史的骨干是阶级斗争，现代革命史就是现代史的骨干，近代革命史就是近代史的骨干，近代史现代史阶段的划分基本上与革命史是一致的(单纯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可以按自身的发展过程划分阶段)。”与此同时，胡绳也认为，“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中国近代史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限内的一部专史——中共党史，自然也应当以革命史为基本线索，分析和评判党史上的人物与事件。

“现代化”范式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试图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的“革命史”叙事结构，从另一个角度开辟历史研究的新路径。按照这一分析框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在党史学界，张静如先生是这一研究范式的首倡者。他提出“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衡量历史人物、政党及各种群体的作用”，并强调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

但这两个范式也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们还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一席之地。一些主张“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因此并不一味反对“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而主张“现代化”范式的研究者，则认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这一“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它有利于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做多角度观察，有利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多方位思考。

“单线史”与“复线史”

杜赞奇在中国史研究中提出“复线史”的叙事方式。他试图以此打捞散失在历史缝隙和裂纹中的不同声音，用多样性来替代单一体的演化，从而打破“线性历史”的封闭叙事。这对于我们党史研究也有极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在复线的历史中，客观的历史被视为一种“同时兼具散失与传承的二元性或复线性的运动”。它要求我们必须努力收集线性历史中的已有记录，同时还要善于打捞那些被线性历史压制或遗弃的过去。必须打破这种单一化的历史叙事，将目光投射于线性历史之外，关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并恢复其历史主体的身份和地位。

在党史研究中，我们也应当关注和重视这一点。胡乔木说：“党的历史是群众的历史，也是共产党员群众的历史，不仅仅是党中央某几个人的历史”；要“有意识地多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在各个革命时期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虽然不可能详细地写，但是应该提到。也要选择一些普通的党员加以描写。这样，党的历史就不是一条线的历史，也不是一个面的历史，而是立体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保持沉默”的人民群众，对此我们也需要照顾到。比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民众都是坚决抵制的，但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许多农民不关心时事，认为谁过来都得交税纳粮。他们的认识和活动，当然与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这或许是因为党的力量达不到。但我们写党史的时候，却应当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杜赞奇提出“复线历史”，其目的还在于说明历史主体总是善于收集业已散失的过去，并赋予它新的历史意义，因而具有一种创造既作为过去，又作为未来的历史的能力。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党观念的改造和利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党”是受人摈弃的东西，中国士人向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正因为此，维新派试图用“政党”与“朋党”作区分，认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他们又强调其与“革命党”之不同，认为“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这种创造性的阐释，虽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其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迫使“革命党”人极力与之拉开距离，以防玷污其革命的精神。比如，1905年在同盟会的预备会上，孙中山就宣布“本党系世界上最新之革命党”。而十月革命后，他又迅速把目光转向俄国，认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这恰好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路相契合。因此，我们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君子不党”这个中国文人所坚守的古老教条，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代会被彻底打破，致使青年学生引为时尚，出现每以入党为荣这一历史现象。

总之，“复线史”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为历史展现了更多分立并存的叙事结构。

“大历史”与“小历史”

“大历史”，即“大写历史”(History)，它着重系统分析或整体研究，致力于历史事实的全面陈述与宏观把握；“小历史”，即“小写历史”(history)，它着重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致力于历史事实的钩沉拾遗与精审考订。

其实，在党史研究中，人们过去习惯于处理“宏大叙事”，而忽视对历史细节的深刻分析，这样的确使我们的研究失去了许多鲜活的质感。比如，在高校党建史研究中，我就发现了一些在“大历史”中所见不到的内容。1928年12月厦门大学学生与校工的冲突，便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原来厦大学生向水房要水洗澡，但水房已经关门歇业。“学生乃用力攻打水房门，因水房工人(是同志)系在室内睡觉。后门被攻开，水房工人乃与学生发生口角，继而相互殴打”。天之骄子受人殴打，自然怒不可遏，于是向学校提出交涉，要求开除肇事工人，签名者计有一百余人。“我们的同志——工人，始不敢向团体报告，及到签名纸张到我们的学生同志时，学生同志去问他，他才将情形详细说出来。当时支部会决定我们这次斗争的目标要设法转到学校当局方面去，由水房工人发一告全体学生及各界书，内容将此次与学生冲突的经过和工友平日生活的痛苦细述出来，驳斥学生的无理欺侮工人，及要求学校当局改良工人待遇”。但结果没有成功，工友“大概寒假时一定会被当局开除出去”。这表明校园也是一个由校长、教职工和学生组成的小社会，只有将党置于这个特殊“社会”中来观察，才能揭示出党在高校发展的真实状况。

但是，研究“小历史”，其目的还是为了写好“大历史”。倘若一味地追随后现代主义，主张“历史学必须放弃宏观综合，改为关注零碎的知识”，不应再描述历史的演变、进步与连续性，只需“发掘众多不连贯的瞬间”；这样长此以往，“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只要我们检讨当下党史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失重和失语，对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甚至陷入“节日学术”或“纪念史学”的困境，就会发现这种“危机”绝非危言耸听。

由此可见，“大历史”是由无数个“小历史”所累积而成的。所不同的是，“小历史”主要关乎“学”，“大历史”主要关乎“识”。“学”要扎实细致，“识”要远大通透。但就党史研究而言，无论是整个学术界，还是治学者本人，都需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总体上的平衡。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