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世纪末，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局面，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它们对待清朝的态度不同，因而二者也出现了民族观念的分歧。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在20世纪初曾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论战，其中就包含民族观念的论争。现在看来，改良派虽然在政治上落伍了，但他们的民族观点要比当时革命派的宣传更加理性。如康有为不赞成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待满族的激进观点，认为“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当同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莫善于此”。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指出“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改良派的民族观点对革命派是有影响的。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观点发生了明显改变。大致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民族观点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辛亥革命以前，其民族主义带有狭隘反满的局限性。第二阶段，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提出“五族共和”。如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三阶段，五四运动后，孙中山更加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抛弃了某些幻想，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之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前，李大钊1917年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高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认为中国要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李大钊的主张，是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转变为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称谓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认同。与“中华民族”同时出现的还有“华族”“华夏族”“中国民族”“国族”等，而且在一段时间内，这些称谓相互混用，可以互相代替，但以后其他称谓逐步被废弃。究其因，在于“中华民族”在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反对外来侵略方面，展现了更加鲜明、更加强大的感召力。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中华民族”。其中论述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里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之表述，说明“中华民族”与“各族”是不同层次的民族概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民族史著作如1941年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吕振羽1947年出版的《中国民族简史》，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民族史进行了科学论述。毛泽东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认识，与当时国民党推行的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有着根本的区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有关于民族的规定和表述，对此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理论、历史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8年，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多元是指中国疆域内的50多个民族单位，一体是指中华民族。这一理论得到了民族学界的广泛赞同。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产生了众多的民族史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历史学界，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经过长期的探索，提出中国“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他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也经历了多次的曲折而终于达到稳定的多民族的统一，并且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费孝通的民族理论和白寿彝的历史理论交相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从不同学科反映了中国民族观念的新成果。

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之形成及其理论成果，归根到底是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国情怀，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个概念，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之又作了阐发。其基本涵义是“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这个概念是对新时代中国民族关系现实的理论反映，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多种形式的多民族统一”的历史理论基础上的新的理论成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厚而扎实的历史根据和科学根据，是谱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光辉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举的旗帜。（ 周励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