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新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商标
50年代申新厂生产的“蓉华”牌棉纱商标
1957年初,毛泽东对陈毅等人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荣氏企业主要做吃(面粉)、穿(棉纱)两个产业,一度做到“衣食半个中国”,是民国首富。荣氏亲属分布到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德国、瑞士等国,涉及领域、行业众多。
荣氏企业由荣宗敬和荣德生缔造,他们是两种类型的企业家。荣宗敬执掌荣氏企业近20年,深得企业家精神的要旨,富于冒险和创新。荣德生性格老成持重,为人谦虚谨慎,以张謇为学习榜样,深得中国传统精神的要义。兄弟俩虽个性和经营理念差异较大,但情深义重,务求和睦,因此荣氏企业的经营管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荣宗敬为主、荣德生为辅的“一核两极”设置:二人长期合作于同一企业,使得荣氏企业有特殊的内生张力。荣宗敬擅长“加油门”,荣德生长于“踩刹车”;荣宗敬立足上海,荣德生扎根无锡;兄弟俩心心相印,相辅相成,存同求异,遥相呼应。
荣德生佩服哥哥的魄力和果断,认为“事业之大,实由兄主持,才有此成就也”。荣氏这种存不同、容分歧的理念,使得企业内部一直有不同向度的发展;但是当某一方有难时,又以亲情为纽带,施以援手。荣家枝蔓横生,子嗣众多,事业看起来松散,各有一摊,但是一旦遇难时,又能拧成一团,互助纾难。荣氏企业发展史上,看起来分歧不小的发展,后来往往证明是为荣氏企业开辟新的、战略性的发展可能。荣德生扎根无锡,在荣宗敬遇到困难时,多次起到扶救的作用;抗战时,荣德生爱婿李国伟执意内迁发展被家族看衰,而荣氏在上海、无锡的产业受到重创时,李国伟在湖北、陕西、四川等地获得大发展。
植根吃穿二门
荣氏兄弟十几岁便在上海钱庄做学徒,创业的起点是广生钱庄,荣氏兄弟又为什么从金融转向实业呢?荣宗敬发现,在上海和江南各地的汇兑业务中,绝大多数是买卖棉、麦的汇款,其中上海英商增裕面粉厂和华商阜丰面粉厂的汇款又占大半。“八国联军”进京,上海市场萧条,只有北运的小麦、面粉畅销无阻。荣德生曾在广东厘金局做账,发现红(火柴)、黑(煤)、白(面粉和纱)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其中在204种商品过境税中,只有面粉进口可以免征营业税。
荣德生当差时萌生的创业理想是做“国粉”,即国产面粉。“每年洋粉进口不下千万包,不如自己来办”。兄弟俩在上海当学徒多年,崇拜张謇,认为只有多办工厂,发展实业,才能“杜侵略”“抵外货”。荣氏兄弟都认定衣食是人生基本需要,扎根吃穿二门,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厂、纺织厂,将个人的商业发展与国家和民众的需要结合在一起。荣德生曾和钱穆先生说过,“我们不忍见大量失业壮年沿街乞讨”。因此他们办厂还有救助社会、解决就业的动机。
1916年,荣德生自印《理财刍议》,号召国人多办工厂与世界经济竞争。次年,荣氏兄弟买下日本纱厂“恒昌源”,改为申新二厂。中国自有纱厂以来,华资企业被外资买下屡见不鲜,反过来外资纱厂被中国人买下的案例少之又少,这场收购是当时华商纺织界的荣耀。抗战期间,日本人威胁利诱,要申新三厂与他们合作,荣宗敬始终不答应。1943年,日军要强行收购申新一厂、八厂的股权,荣德生严词拒绝,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并且写一副自勉的对联:“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在民族大义面前,荣家心正,自然头脑清醒。
衣食半个中国
勤劳进取,薄利多销。荣宗敬的经营有四个原则:“建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因为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空间,荣宗敬一直勤勉进取,不断办厂,将不断扩张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作为企业发展的首要目标。
诚信不欺,保质保量。荣氏的“兵船”牌面粉走俏的原因,大多数人以为是茂新面粉厂的美式机器好,其实是因为茂新厂在选麦子时,把潮坏的麦子剔除,没有以次充好。
荣家能够在20年中接连办起21家大型工厂,产量占全国同行近半,源于不断地“滚雪球”:建成一家厂就抵押,取得抵押贷款后再办一家厂,如此循环往复,荣家越做越大。据其族人荣鄂生介绍,荣氏兄弟“对人一片至诚,银钱业相信他们这种诚心,知道他们不是靠欺骗度日的。故从光绪三十四年以后,经历了三四次极大的风波,都能挺过去,还是由于得到银钱业的帮助”。荣宗敬以公司名义参股3家银行,以个人名义参股7家钱庄、2家银行、1家保险,他是上海储蓄银行的大股东,也是中国银行的董事。
荣氏企业于一战期间迅速发展壮大。1916年,荣氏兄弟认定可以放手做棉纱和面粉,原因很简单,二者都是战争时期的必需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面粉企业提供了出口机会,外国向茂新订购的面粉,一次就是几万包甚至几十万包,兵船品牌走向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南洋各国,成为中国面粉出口的标准粉。1926年,“兵船”面粉在美国费城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奖状,上海面粉交易所就规定以“兵船”为标准粉。
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荣氏兄弟的父亲荣熙泰临终时嘱咐荣氏兄弟,如有余力,要尽力于社会,从一家到一族一乡推至一县一府。兄弟俩也常教育后人,“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荣德生在钱庄学徒期满后,最想做官,但荣熙泰一再告诫荣德生:“小官不可做,大官无此才具,安心商业,亦能发达。”荣德生推崇并处处仿效张謇先生,以实业为基础,开发无锡,造桥修路,兴学育才。他个人生活俭朴,为人谦虚低调,但是对公益事业无比慷慨,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工商中学的杰出学生中,有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荣家独资创办的江南大学聘请的专职教授中有钱穆、牟宗三、唐君毅,三人都对现代新儒家有开山之功。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
在一战期间获得突变式发展、日本几次抢夺都没有击垮的荣氏企业,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反而屡陷险境,困顿重重。荣德生是此时荣氏家族的大家长,体会尤深。国民党的沉重税赋,荣德生斥之为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他对国民党“抽税之狠,不知人困”深恶痛绝,愤然道“苛税横征猛于虎”。除此之外,政府经常性地对荣氏强制摊派军粮、公债;地方军政机关则习惯性地强借强要。民国时期,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恶劣超越了常人的认知范围。
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更是脆弱不堪。1927年,因荣宗敬拒绝认购50万元“二五库券”,被蒋介石以“甘心依附孙传芳”“平日拥资作恶、劣迹甚多”等借口,查封荣宗敬在无锡的产业,通令军警缉拿荣宗敬。解放前夕,国民党对荣氏财富加紧侵夺,不惜罗织罪名,用政治手段从中套利。1948年,荣宗敬长子荣鸿元又遭遇“私套外汇案”。国民党强推金圆券,要求百姓将手中金银、外汇全部上缴,强取豪夺,无视企业对外汇支付的正常需求。1949年5月,荣毅仁被上海地方法院起诉,涉及罪名很多,包括“侵占公有财物”“盗卖公有财物便利入私”等,甚至诬陷说,军队吃了荣氏的霉烂面粉才在东北打败仗。
但是,荣德生荣宗敬问心无愧,虽被重重构陷,仍坚持经营企业。荣德生坚决不离开故土,他坚信“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从不为非作恶,既是做人底线,何尝不是企业家的底线和良知!后来我们知道,荣德生四子荣毅仁,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把企业无偿捐献给国家,在1978年之后,作为企业家,他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名片”,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这是荣氏作为民营企业的莫大荣耀。从荣毅仁身上,可以看出,荣氏企业“从商绝不为非作恶”精神的家族传承。
以荣氏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历百年数代仍然为国家和社会所赞誉,其精神具有穿透性的力量和魅力,究其原因是,他们恪守做人的本分和底线,也不忘企业的初心和责任。企业在发展中会不断遇到选择,但是企业家在面临选择时,不能只靠冒险和勇敢,也应该学习先贤的“心正”“无邪”,只有无邪才能真正辟邪。 (梁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