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赵世炎的家

“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

19岁从这里出发的青年，26岁时将生命终结在此。从上海出发，是为了信仰；回到上海，也是因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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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2日，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

这天，根据情报，军警巡捕秘密冲入房间，押走了一个名为夏仁章的青年。他自称家乡闹灾，因此带着家人到上海避难。根据三天后《申报》的报道，带走青年的同时，他们还“搜出钞票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一元，小洋四角”。这笔款项的数目意味着什么？

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资料，在1927年，一斤切面为0.07元，猪肉一斤0.28元，煤炭1担0.14元。一名钱庄正式职员的月收入约为七八十元，上海老城区一幢两层小楼售价约为25000元。是年迁入上海的鲁迅曾在文中提到，当时他在虹口住处的房租加上水电等杂费，“每月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可见三万多元在当时的购买力。难怪报刊直接称之为“巨资”，这样的搜查结果也令警备司令部十分意外。

可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被捕的人的家里，桌上只摆着简单的饭和一点咸菜。身携巨款，却保持如此简朴生活作风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很快他们发现，这个自称夏仁章的青年，其实是史英，即施英。这个青年的大名，如今为世人所熟悉——共产党员、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赵世炎。

被带离住所时，妻子怀抱着赵世炎年幼的孩子。被带离住所后，年轻的父亲却再也没能回家。

被捕同月，赵世炎英勇就义，生命定格在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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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牺牲之日，往前推7年，19岁时，赵世炎也在上海。

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千余名中国青年从上海乘船出发，加入赴法国“勤于作工，俭以求学”的求索队伍中。其中，有天津的周恩来，湖南的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等，还有一个来自四川的青年，于1920年5月起航，他就是赵世炎。

1901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14岁时，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在北京，目睹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参与主编进步刊物，认识李大钊等前辈，让赵世炎的思想得到了十足的成长。在法国期间，他建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23年，他前往莫斯科学习，次年回国协助李大钊工作。

也是在上海。

1926年10月至翌年3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武装起义。

复兴中路239弄冠华里4号，1926年11月，这里办起了上海区委的第一所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之一，赵世炎曾在这里指导活动。当时共有学员30人至40人，均为苏浙地区及上海市区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共青团干部。党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学员入学后膳宿都在校内，过集体生活。1927年2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党校教学活动提前结束，随即成了武装起义的临时指挥机关和联络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党在此的活动即告停止。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取得胜利。22日，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但1927年的春天，革命形势急转直下。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英勇就义。在此前后，在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广东等省，国民党反动派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赵世炎就义的同时期，杨闇公、陈延年、萧楚女、熊雄等共产党人被杀害。

19岁从这里出发的青年，26岁时将生命终结在此。从上海出发，是为了信仰；回到上海，也是因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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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被捕处，今天的门牌号是多伦路189号，靠近四川北路口。这是一幢坐西朝东的沿街房，处于红色底蕴深厚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上。

资料显示，在当时的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即今武进路以北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的四川北路中北部地区，密集分布着50多处重要的旧址遗址、名人故居。其中，既有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左翼作家联盟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也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党的重要机关办公场所，更有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早期共产党人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沈尹默等进步文化名人的工作和生活场所。

叶圣陶一家于1927年搬进北四川路西侧东横浜路（今横浜路）35弄的景云里11号。这里，正处于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其子叶至善回忆当年刚刚搬到横浜路时的情景，对北四川路一带的“半租界”特征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描绘：“横浜东路是新筑的越界马路，从北四川路窦乐安路底‘越’到宝山路东头。路是租界工部局修的，以便利交通为名，就‘越界’修进‘华界’来了，明明是扩大地盘的蚕食政策。路面上的一切，包括巡警，都归租界。路的两旁仍是华界，只是向街的弄堂口和房屋向街的大门，得钉上租界的门牌，照章纳税。鲁迅先生把越界筑路称作‘半租界’，真个一点不错。”

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区，道路里弄密如蛛网，石库门建筑比比皆是，打开任何一处不起眼的门，都可能发现重要的革命运动旧址、遗址，或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痕迹。老上海大学先后辗转于北四川路附近青云里、师寿坊等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周恩来、赵世炎于景云里和商务职工疗养院两处前线指挥部靠前指挥，率领工人、学生纠察队奋勇战斗，为起义成功奠定了胜局。北四川路周边的数十条马路、成百上千条弄堂，交织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城市迷宫，进可攻，退可守，为革命和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空间。（徐明，《中共四大为什么在北四川路召开》）

1927年6月26日下午，陈延年等在同样位于北四川路街区的山阴路遭到敌人逮捕。陈延年等被捕后，赵世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继续工作，被捕后，他大义凛然，在牢房里仍对难友们宣传信仰。

“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在这首忆赵世炎烈士的诗中，“施英”正是赵世炎在党和工会刊物上写文章时用的笔名。

94年过去了，今年7月，在赵世炎烈士牺牲纪念日，在他牺牲的枫林桥畔，龙华烈士陵园内，络绎不绝的青年前来向他献花。人们没有忘记他，依旧记得他生前的杰出事迹。在今天的虹口区多伦路189号，赵世炎旧居的铭牌也依旧为后人忠实记录着他被捕的地点。（本报记者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