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乱刃加身亦宁死不跪

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

陈延年（1898—1927年），安徽安庆人，是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创始人与负责人之一。1924年开始，陈延年先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在上海牺牲，时年29岁。

坚持原则的“小列宁”

陈延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是安庆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陈独秀年轻时就背叛了家庭，走上革命之路。因此，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在母亲的陪伴下成长。陈延年小时候浓眉大眼、皮肤粗黑，大人们都觉得他不像一个读书人。但实际上，他十分聪明，且读书用功，经常想方设法借书来读。在陈延年的家乡，有一位满腹经纶、对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读书人，名叫汪洋。重要的是，汪洋家有很多藏书，且待人和善，这给儿时的陈延年提供了拓宽视野的绝好机会。1907至1908年间，安庆先后发生两次反清革命，虽然未能成功，但革命党人徐锡麟、熊成基的英勇故事给陈延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从12岁起，陈延年先后在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读书。安庆有座迎江寺，住持月霞和尚原系革命党人，后遁入空门。陈延年与月霞和尚来往，听其点评时局，暗下决心要以革命党人为榜样。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遭通缉被迫流亡日本。袁世凯派倪嗣冲督皖，倪嗣冲想抓陈延年邀功，所幸陈延年事先得到消息逃到乡下，方才躲过一劫。讨袁爱国志士血洒长街，本已使陈延年痛心不已；自己又遭袁世凯爪牙追杀，更让他气愤难平。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让陈延年认识到，不推翻腐朽反动的军阀政府，中国将永无宁日。

1915年，陈独秀回国，他将陈延年接到上海读书。1917年，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延年则继续留在上海读书。对不到20岁的陈延年而言，这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父亲每月寄来生活费10元，但交过学费后就所剩无几。他只好半工半读勉力维持。据陈延年的同乡潘赞化回忆：陈延年曾经有一个时期居无定所，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饿了只能就着自来水吃一些饼，“冬仍衣袷，夏不张盖，同与工人做工，故颜色憔悴，人多惜之。”对于这一段在外人看来困苦不堪的日子，陈延年却视之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历练。对陈延年这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陈独秀亦颇为赞赏。当有人向陈独秀提到陈延年的“惨况”时，陈独秀就会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延年对此热烈赞成。当闻知父亲在北京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陈延年义愤填膺。别人问他：“形势如此恐怖，你难道不怕危险吗？”他愤愤而答：“既作不怕，怕则不作。”“危险乃意中事，亦分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为寻求救国真理，1919年12月下旬，陈延年乘船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陈延年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清晰的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1922年6月，在陈延年等人的推动下，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陈延年被推选为宣传部部长。1923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陈延年等12人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虽然不懂俄语，学习上有很大困难，但陈延年一点也不气馁，他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认真学习。据他在苏联的同学回忆：陈延年平时说话不多，沉默寡言，对于琐碎问题更是不置一词。但每当同学们一起讨论理论问题时，他却一瞬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充满了激情；他总是热烈地发言，把自己的观点看法清清楚楚地阐述出来，不隐藏一丝一毫。他常常为了弄清楚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而同别人展开持久且激烈的辩论，即便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介意。同学们对此甚为好奇，询问他为何在理论争辩时与平常判若两人，他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在原则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同学们钦佩不已，称其为“小列宁”。

革命的“苦行僧”

1924年夏，陈延年接中央指令，结束了在法国和苏联四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国。回国后，他被派往广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925年春，陈延年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以及香港、南洋各地的党组织。陈延年甫一就任，即着手整顿领导机构，除大力加强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的力量外，又设立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运动委员会，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创设了军事委员会。包惠僧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自陈延年、周恩来两同志到达广东工作以来，工作重新部署，党的组织和纪律都谨严起来，学生、工人、妇女、军事及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都有了平衡的发展。”在陈延年的领导下，广东党员人数大幅增加，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已有党员9000多名，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战斗力最强的地方党组织，陈延年因此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他深情地说：“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在广东工作期间，虽然担任了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但陈延年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坚持平常朴素的原则。那时，他每月都会按组织规定领取30元生活费，除了交伙食费和留下必要的零用开支外，他将剩余的钱款全数充当党费。此外，他还常常从本就不敷使用的零用开支里硬生生挤出一些，捐作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经费。为了更好地发动工人，他常常亲自到工人中间做宣传鼓动工作。人力车夫是广州工人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长期没有组织起来，其内部也存在着以省籍划分的派系斗争。为解决这个问题，陈延年主动去学拉黄包车，和车夫们交朋友。他身体健壮，肤色黝黑，拉起车来有模有样，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看到年老病弱的车夫没有生意，他就主动帮他们拉车，赚取的车资则全数交还给他们。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其为“老陈”，没有人想到他会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次，他专门把大家集合起来说：“我们大家都是拉车的，不应有地域之分；我们今天困苦的原因，完全是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只要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人力车夫们听了无不赞同。在陈延年的努力下，人力车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并且在其中发展了很多党员，此后在广州起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广州，陈延年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住所。通常是忙完一天的工作，就在区委机关办公室打地铺睡觉。他购置了一床简单的铺盖与一张帆布行军床，平日里放在办公室书架顶上，晚上等同志们忙完离开，他就打开行军床铺上被褥休息。组织上觉得这样始终不是个办法，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在广大路广大一巷给他租了一间房子。可是不久，区委有位同志要结婚但没有房子，陈延年就主动把住处让出来给他们做婚房。

虽然陈延年曾留法、留苏四年，但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实在与国内没留过洋的人没什么两样，一点也不像个“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留学生。唯一能反映出陈延年留学经历的只有一套他从苏联带回来的旧粗绒服。他把这件衣服一直带在身边，陪伴他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他从不额外置办衣服，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有一次，他发现一位刚从广东大学调到区委机关工作的青年党员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西装，立刻皱起了眉头。“你的西装哪里来的？”陈延年有些不快地问道，这位青年党员似乎没有发现陈延年情绪的微妙变化，他欢快地回答：“来机关工作后，领到了生活费。作为对自己的犒赏，我就买了这套西装。看看，漂亮吗？”听到这些，陈延年的眉头不由得更加紧锁起来，他知道，在这个敌我斗争异常残酷的环境中，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之所以最终与革命分道扬镳，就是从追求物质享受开始的。他觉得，必须尽早掐灭这个青年党员身上追求享受的苗头，于是说道：“现在，革命斗争还很艰苦，党的经费亦不充裕，很多同志都是为党无私奉献。我们在机关工作，虽有生活费可领，但这生活费来自下面的同志们一分一厘节省出来交的党费。我们在上级机关工作的人，怎么忍心用同志们的心血来购买这些奢侈的西装呢？！我们是党员，事事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只讲享受，要艰苦奋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面对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他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当时，他暂住在赵世炎家里。赵世炎深知他一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顾，特意嘱咐自己的妻子说：“陈延年同志是一个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的人；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要在生活上好好照顾他。他是我们党重要的干部，千万不能让他因为太过疲累而倒下去。”赵世炎夫妇经常劝陈延年要多休息、注意身体，可他的回答总是“标准答案”：“不要紧，我能挺得住。”

绝不引颈就戮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的江苏省委。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成立大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举行，王若飞代表中央宣布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并决定会议地点为省委机关驻地。会议进行期间，忽然接到报告，有一省委机关交通员被捕。王若飞立刻宣布散会，组织大家撤离。因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下午3时许，陈延年等江苏省委领导同志及部分工作人员返回恒丰里探查情况，因未见异常，遂又进屋继续研究工作。未料不过二三十分钟，会场突然被包围。面对突然闯入的国民党军警，陈延年一面组织与会同志撤退，一面拿起桌椅板凳与反动军警搏斗。虽然他奋力反抗，还击伤了两个军警，但自己的头被打破了，牙齿也被打落了，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陈延年被捕后，声称自己名叫陈友生，是一名受雇于人的普通烧饭师傅。由于陈延年平日里一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是党内有名的“六不”干部，即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做私交，因此，他被捕时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与一般做粗活的工人没什么两样，因此敌人也就信以为真。

陈延年被捕后，党组织立刻展开营救，通过关系找到了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当时上海滩崇洋气氛浓厚，吴凯声是留法博士且博士毕业后在巴黎大学进修过政治外交，加之又是经上海民众公决推荐、唯一能在租界会审公廨出庭辩护的中国籍律师，因此，不论租界内外，吴凯声的声望都很大，适合在各种场合斡旋。吴凯声素来对中共党人颇为钦佩，因此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他毅然决然地同意承接此事。他立刻派出自己律师事务所里的全部律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到上海各巡捕房、警察局摸查情况。终于，在闸北区警察局的预审档案里，查到了一份关键材料，内中记载一个自称名叫陈友生的汉子，身穿短衣，皮肤粗黑，且裤脚上还扎有草绳，很像是个干粗活的人，诉称警察局抓错人了，他是房东家的烧饭师傅，与警察局要抓的政治犯不搭界。吴凯声综合各方面信息，很快确认这个自称陈友生的人就是陈延年，并断定陈延年尚未暴露身份。但同时吴凯声也了解到，由于面对国民党军警包围时，陈延年奋起反抗，打伤了两个军警，因此国民党军警都认为陈延年太过凶悍，要让他多坐一段牢房吃点苦头，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放人。为求万全，吴凯声又委托自己的好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曾任人民政府委员的郑毓秀，去和闸北区警察局长疏通关系。经此运作，吴凯声估计要不了太长时间，闸北区警察局就会释放陈延年。

但让党组织和吴凯声没有想到的是，还有另外一些文化界人士也正在秘密设法营救陈延年。由于这些文化界人士没有斗争经验，结果却意外促使陈延年身份暴露。原来，陈延年被捕的消息被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获悉，汪孟邹与陈独秀是世交，因此对陈延年被捕焦虑不已。于是，他找到胡适，胡适又找到吴稚晖。胡适原以为吴稚晖会看在曾与陈延年有一段师生之谊而施以援手。孰料吴稚晖获悉陈延年被捕，竟然欣喜若狂，他连声大呼：“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他立刻向蒋介石报告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同时又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去信：“如此巨憝就逮，佩贺之至。”并在报纸上发文声称，像陈延年这样的共产党分子，“恃智厮恶，过于其父百倍”，留在世上是祸水，送到医院则是多事，既然已经受伤，不如杀之以绝后患。吴稚晖的恶言毒语，让曾经与其交往过的人不寒而栗，大家对其无耻的告密行为嗤之以鼻，纷纷责骂其为“人面狗心”，并直呼其为“吴老狗”。

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本不知陈延年被捕，得到吴稚晖的告密后，立刻对在押人犯重新审讯甄别。在敌人的严刑拷问下，很快，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的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韩步先叛变投敌，并供出烧饭师傅就是陈延年。敌人立刻对陈延年展开审讯，希望从陈延年这里打开缺口，将中共江苏省委乃至上级机关一网打尽。在审讯室里，一个敌人恶狠狠地说：“陈延年，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你还是配合我们交代你们的组织秘密，免得自己遭受皮肉之苦！”“你们妄想！”陈延年厉声回答道，“自从我参加革命起，就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你们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丝想要的东西。”“给我上刑！我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皮鞭硬！”另一个敌人气急败坏地喊道。为了让陈延年屈服，敌人百般折磨他，用尽了各种酷刑。陈延年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几乎丧失了人形，但自始至终，他牙关紧咬未吐一言。

1927年7月4日，敌人将陈延年押赴秘密刑场。“跪下！”面对刽子手们的呼喝，陈延年昂首挺胸：“该跪下的是你们这些人民的罪人！终有一天，你们将被人民推上绞首架，接受正义的审判！”敌人没有想到，一个即将赴死的人居然有此等气概！几个刽子手一拥而上，他们想合力将陈延年按倒在地。可是，他们越想按倒陈延年，陈延年却越是反抗。当一个刽子手挥刀欲砍时，陈延年一跃而起，刽子手却被摔倒在地。“这就是你们的力量吗？！这不就是你们的宿命吗？！”陈延年仰天长啸！敌人恼羞成怒，狂呼乱叫拥上前来，再一次将陈延年按倒在地，以乱刃加身的残忍手段将他杀害。

陈延年牺牲后，他的亲密战友赵世炎也因叛徒出卖而遇害。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一文，痛切指出：“赵世炎、陈延年二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两个勇敢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两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1928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在《纪念死难先烈》的特别通告中指出，陈延年等烈士“为了中国无产阶级与贫苦工农的解放流血，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他那如流星一般短暂的人生，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我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