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火者”李大钊

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大地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的先进知识分子，他把光明带进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他为探索救国真理而赴日留学，他为唤起民族觉醒而回国建党；他以一生践行革命志向，他为共产主义献身而至死不悔。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生命历程，短暂却辉煌。

在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播火——李大钊革命活动档案史料展”中，近200件档案资料，细笔勾勒出站在建党光辉起点处，一个高大的身影。先驱的热血洒下，新生的党组织在中华大地开出殷红的理想之花。

“赤党要犯” 视死如归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将展板铺满。

在展览展出的档案资料中，后人拼接出李大钊狱中生活的面貌：与他一同被逮捕的苏联人甘布克曾发起绝食斗争、狱友郭隆真曾为恢复自由而写下辩诉状……在狱中战友的斗争与辩诉中，李大钊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写下2000余字的《狱中自述》。

时间是1927年4月，在当时《晨报》《顺天时报》等报刊的报道中，狱中的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即使遭受多次刑讯，都始终不曾屈服。

李大钊入狱，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对共产主义者与革命党人的迫害。展览中陈列的京师警察厅请求荷兰公使协助检查东交民巷共产党人藏匿处的公函、北洋军阀政府为搜获李大钊等的通电、北京大学为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呈给教育部的公函等，都是首次展出的档案资料。

那时，为躲避反动政权的监视与抓捕，李大钊等革命党人将活动地点转移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旧俄兵营。《辛丑条约》已经签订，若非得到东交民巷英国、日本、荷兰等帝国主义公使团的许可，北洋军阀断然不敢轻易派兵进入。

被捕时的李大钊，尚不满38周岁。北洋军阀政府为“共产党要犯”李大钊等判处死刑的通电在展览中首次展出，这份档案明确记载：反动政权为李大钊定下的罪名，是“赤党要犯”。党证存根1本、党员名册5本、党旗大小14方……展柜中陈列出京师警察厅由俄使馆开出的证据清单；清单中的“证据”，是李大钊为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奔波、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铁证”。

播撒火种  刺破黑暗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李大钊”是写在早期党史里最闪耀的名字。我国北方最早的共产党小组由他一手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由他促成。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在李大钊的家中和办公室里，他们数次密谈。那时的李大钊，在中国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宣扬共产主义，不仅在国内有极高的知名度，而且已经“驰名”共产国际。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李大钊自日本回国之初便择定的人生方向。展览展示出李大钊书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笔为矛，刺破黑暗，是他践行一生的信念。

回国后的李大钊，笔耕不辍。《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在一篇篇文章、一次次演说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中华大地。刊发在《新青年》杂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文本原件在展柜中陈列，纤薄的纸页承载着改写一代青年命运的思想。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李大钊对未来的中国作出预判：“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展览中展示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告工友书原件，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长辛店工人运动中散发的传单、京绥铁路车务同人提出的复工要求、京汉铁路大罢工散发的传单……一件件见证我国工人运动历程的档案在展板上展示。1920年5月1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主持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大会印发的《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敬告工人朋友：“我们大家要联络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的手里。”

维经斯基的到来，使李大钊了解到革命后俄国的道路；他迅速判断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从此，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初心炽热  开天辟地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1916年春，李大钊撰写的文章《青春》刊发在《新青年》杂志上。

中国共产党创立，李大钊集结青年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共产主义理想火种的功绩不可磨灭。展柜中，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增订外文期刊的决议、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北大学生贺廷珊的唯物史观考试试卷等档案原件逐一陈列。这是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唤起青年觉醒而努力的见证。

“唯物史观研究”，是李大钊为宣扬马克思唯物主义而在北京大学开设的课程；学生贺廷珊的答卷，以《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及其于现代史学的影响》为题，洋洋洒洒千余字的论述，皆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印记。在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增订外文期刊的决议中，李大钊的签名鲜明清晰；此后，增购或捐赠《独立周报》《乐群》《民彝》《言治》……图书馆成了李大钊向青年宣传新思想的阵地。“大钊等为便于同人学习法文起见，商请华法教育会会员龚礼南先生附设一夜班于本校，业经校长认可，凡本校同人及本校同人所介绍者，均可入班”；在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中，李大钊等发起人看到“近世文明有一最可注意之趋势，即求学业之普及是也”，因此，他们以发起成立夜校的方式，为青年提供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赴日留学的李大钊，也曾是青年。1915年，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李大钊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执笔写下《警告全国父老书》；“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文书原件在展厅中陈列，6000余字的文章向全国人民痛陈袁世凯的罪行。

那一年，李大钊26岁。他留日的所学，浓缩在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号刊发的文章《民彝与政治》中。在文章里，李大钊抨击袁世凯的“大盗窃国”、批判为封建宗法制度服务的政治与文化，字里行间，已经显露民主自由意志。

留学日本，是改写李大钊命运的离家远行。赴日以前，他是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长大的少年。灰砖筑就的院落印刷在展板上，这是李大钊年少时生活的地方。“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李大钊将生命最初的记忆，留在《狱中自述》里。

在对李大钊生命轨迹、档案史料的深入挖掘中，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愈加丰满。站在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发轫处，他以一生的积极奔走，创造出“开天辟地”的新生。

（《人民周刊》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