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16日,在江西南昌德胜门外的一块芝麻田里,面对敌人的枪口,一位青年像往日一样平静,昂首挺立,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随后,一阵凄厉的枪声响起,他倒在血泊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哭鄱湖,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顿教生命即时休,天地人同仇!”
“剩好头颅酬死友,凭真面目见群魔!但愿此身为国赴大义,为党为革命,任劳任怨决不计他人。”
……
这位青年名叫赵醒侬,时年27岁。他的牺牲,震动了无数仁人志士,方志敏、袁玉冰、张朝燮等革命先辈悲痛惋惜。
据1926年9月20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记载:“(他)临刑前,态度从容,并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一个月后的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导》周报刊载袁玉冰撰写的《悼赵醒侬同志》,称他为“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方志敏写诗《祭醒侬》,并称他为“在江西,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的第一个牺牲者”。
确立信仰
从“伙友”到共产党员
1899年,赵醒侬出生于江西南丰县城一个贫苦的家庭,乳名细禾。
按赵氏族谱的字派排列,他当属世字辈。但对于他的学名,人们早已淡忘,只在1927年出版的红色革命刊物《红灯》第10期上得知他的别号称“性和”。
赵醒侬的父亲是个裁缝,在苛捐杂税、地租利钱的勒索和盘剥下,终日缝纫也难维持一家温饱,他的一个弟弟只好过继给同族人。1912年,赵醒侬考入南丰高等小学堂。一年后因家贫而辍学,到汉口、长沙、常德当学徒。
赵醒侬幼小的心灵,打上了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烙印。几年后,他以“惨侬”为笔名,写下了《我做学徒时底苦况》一文,记下了这段痛苦难忘的学徒生涯。
赵醒侬不能忍受这种悲惨的生活,于是抱着一线希望前往上海。当时,他想求学,但身无分文,付不起昂贵的学费;想就业,又因没有一技之长而无人理睬。为了活命,赵醒侬只好白天到街头卖报,晚上去戏院跑龙套,夜里没有地方住宿,就蜷缩在小菜场或屋檐下。有时遇上巡捕驱赶,他就只能在马路上整宿步行。
后来,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赵醒侬在一家小店里当了伙计。“我生在这种万恶社会,从小又没受过良好教育,所以我长了二十多年,就过了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1920年,赵醒侬在《上海伙友》创刊号的文章中写道。
失学、流浪、当学徒,受欺压,到处碰壁,使赵醒侬感到前途渺茫。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当时只有20岁的赵醒侬带来极大的冲击。同时,当时受胡适主编的杂志《新生活》影响,赵醒侬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南昌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张永华说,赵醒侬开始试验着“一点一滴的改造”,希望自己“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去做人!”并将自己的名字从“性和”改为“醒侬”。
1920年,对赵醒侬来说,是个较为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他第一次知道了劳动节的历史,懂得了劳动者的权利,看到了劳动界的希望;这一年,他怀着为伙友“谋幸福、谋大团结”的愿望,加入了上海工商友谊会,并在会刊《上海伙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为今日问问伙友们》,号召伙友们团结起来,去改造社会。
但几个月后,工商友谊会的组织者撕去了“工人解放”的伪装,暗中与资本家勾结,贩卖改良主义思想,妄图瓦解店员工人的革命意志。随后,赵醒侬进入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学习。在这里,赵醒侬开始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党人办的刊物,逐渐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赵醒侬毅然与工商友谊会断绝了关系,真正开始为“工人解放”呐喊。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也就是这年,赵醒侬在上海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播撒火种
创建南昌地方党团组织
1922年,革命青年方志敏来到上海,决心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寻找革命真理。天遂人愿,方志敏结识了赵醒侬,两人一见如故。得知方志敏入团的志愿后,赵醒侬欣然答应做他的入团介绍人。不久之后,与方志敏保持联系的另一位革命青年袁玉冰也来到上海。这样,三人在上海相见,十分投缘。
“他(赵醒侬)在上海工作时,生活非常艰苦。他到各处活动时,全靠两脚走路,连坐电车的钱都是没有的。”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这样写道。
因为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他们商议建立南昌文化书社,“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鼓吹革命运动”,这个意见得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同意。
这年的11月,赵醒侬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派遣,回江西开展革命活动,筹建南昌地方团的组织。
“1922年11月,已入深秋的南昌一片萧条景象,街头巷尾的屋檐下到处可见衣衫褴褛的难民,官吏的洋车在街上横冲直撞,军警们骑着大洋马耀武扬威。路旁一个个子不高,身穿一件粗布长衫,黑瘦面颊,戴一副黑玳瑁框近视眼镜,性格沉着稳重的青年看着这眼前的一切,心情格外沉重。他就是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委派,从上海到江西来播撒革命火种,筹建江西地方团组织的赵醒侬。”江西省委讲师团曾这样描述赵醒侬返赣时的情景。
1923年1月20日,赵醒侬在南昌文化书社召集了一部分青年开会,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并在农历新年后与方志敏、袁玉冰讨论决定先后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南昌革命运动的开展,使北洋军阀江西督理蔡成勋大为恐慌。
在“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的当天,蔡成勋便派军警逮捕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书记刘子池。几天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第二天,蔡成勋又派军警在牛行车站将携带有“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文件的袁玉冰逮捕。
袁玉冰被捕后,赵醒侬、方志敏、刘拜农等在军阀侦骑的搜捕下,被迫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南京等地。
“可以告慰的,就是这件事唤醒了好多的青年”“千百万的传单还没有这样的效果呢!”在给团中央领导人的汇报信中,赵醒侬这样写道。
军阀的镇压阻挡不了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赵醒侬播下的革命火种已在人民群众中燃烧起来。
回到上海的赵醒侬作为江西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年10月,赵醒侬再次回到南昌,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江西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了条件。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建立,赵醒侬为书记,从此江西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坚贞不屈
二次被捕后英勇就义
中共南昌地方组织建立后,为传播革命思想,同时便于党的组织开展工作,赵醒侬等在南昌筹办明星书社。
“明星书社”寓意“启明星”之意,喻指革命思想像启明星那样驱散黑暗、光照人间。
明星书社是中共中央开办的上海书店在江西设的点,对外销售《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和江西进步学生办的刊物。在1924年6月开张营业后,明星书社成为南昌进步青年常去的地方,同时也是秘密交通站,南来北往的革命同志在这里会面、住宿。
开办书社的同时,赵醒侬也决定创办黎明中学,以培养革命干部。“黎明中学”寓“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办学是手段,革命才是目的”之意。
与当时其他中学一样,黎明中学开设了包括国文、公民、英语、数学、地理、生理卫生、历史、工艺、图画、音乐、体育11门课程,授课时注重宣传马列主义,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
在办学过程中,赵醒侬、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都在此讲课、演讲,黎明中学实际上成为南昌地方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基地。
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的开办过程中,多次遭到江西军阀当局的搜查、查封和破坏,但经过斗争又一再恢复。由于军阀的严厉镇压,黎明中学在1926年被查封后再没能恢复,明星书社直到1927年南昌起义后才停止活动。
1925年12月17日,赵醒侬一行3人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行至南昌北郊牛行车站时,他们被稽查扣留,并被送军法处。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和公正舆论的压力,赵醒侬等在关押3个月之后,被释放出狱。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不久便占领长沙,威震江西。
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一方面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摧残革命力量,南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当年8月10日下午,赵醒侬前往明星书社办公,刚走到百花洲附近,便衣侦探突然拦住他的去路,不由分辩把他押送到稽查处,接着军警又搜查和封闭了明星书社、黎明中学。赵醒侬被捕后,由稽查处押解到军法处。江西警备司令刘焕臣对赵醒侬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图迫使赵醒侬招认是共产党的宣传员。赵醒侬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
9月初,湖南、湖北两省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开始向江西推进,逐渐逼近南昌。邓如琢看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万般无奈之下,给赵醒侬定下“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死罪。
9月16日,在南昌德胜门外芝麻田里,27岁的赵醒侬遥望东方熹微,气宇轩昂,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