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资料图片
197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刊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资料图片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1978年,对中国而言,充满着转折意味。这年12月18日至22日,寒意料峭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人们觉察到,风向在变动,融融暖意扑面而来。
这次重要会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历史的车轮推入了正确轨道。
作为一座高耸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界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其卓越功绩永载史册。
觉醒: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行进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此后两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摆在党和人民面前。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总是同时产生。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突破禁锢、开拓前进,靠的都是解放思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指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同志以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思想解放的浩大声势席卷全国。
思想坚冰逐渐融化,中国的政治生态开始发生振奋人心的变化。
是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36天时间里,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充分讨论了关系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逐步恢复。邓小平同志凝聚全党共识,在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历史地设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框架和方向。
3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宣告:“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一些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被澄清,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卸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全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空前高涨。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引领人民书写了一篇篇气势恢宏、举世瞩目的历史篇章,谱写了一曲曲朝气蓬勃、势不可挡的奋斗赞歌。
转轨: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举一纲而万目张。能否把握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从根本上决定着事业的方向与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曾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有所偏差,工作中心转移始终未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曲折和停滞。
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心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邓小平同志启程赴广东、四川、东北等地考察。他一路走、一路讲,话题不离经济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1978年9月,在与辽宁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同志直言。在此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观点被反复强调和集中讨论。全党普遍意识到,实现工作中心转移,“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已迫在眉睫。
不久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中国开启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轨。
此后,立足新的国情世情,党中央在充分肯定党的八大提法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进一步提炼:“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科学判断,一个个方向明确、路径清晰、举措有力的政策方案应运而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逐步摆脱困境,新气象蓬勃绽放。
从1978年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00多亿元增长到100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8%跃升至约17%,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32189元。面对百年变局,中国“屹然砥柱立中流”,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重要引擎”。
因时而动,顺势而为。党的十九大立足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神州大地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无数梦想化为现实,中华民族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判断,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
开局: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78年初夏,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在西欧进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的25个城市,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大规模高级别经济代表团访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多月的见闻,令谷牧产生了“咄咄逼人的紧迫感”,也看到西方国家愿意向中国投资的历史机遇。经济科技的巨大差距,刺激中国奋起直追。
半年后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下红手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并丈量土地,暗中搞起了“包干到户”。次年,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粮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破天荒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小岗村“大包干”的实践探索,产生了极大示范效应,许多地方纷纷效仿。
穷则变,变则通。顺应世界潮流,对长期以来妨碍现代化建设的僵化体制机制以及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作出调整和变革,探索发展新路,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成为民心所向。
经过充分酝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从农村突破,向城市拓展;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
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不久,“深圳速度”大放异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响彻全国。
1980年,浙江温州的章华妹领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山东临清农民赵汝兰,在包产到户第二年,靠着种棉花卖棉花,成了当地第一个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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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但这一进程并非坦途,我们呛过水,遇到过风浪,却“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进入新时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断显现,但人们普遍相信,“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5个领域,336项重大举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涉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被国际社会誉为当今世界“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
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核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历史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
1978年,乘坐在时速210公里的日本新干线上,邓小平同志感到格外震撼。他感慨:“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而今,京沪高铁运营时速已达350公里,“中国速度”令世人惊叹。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危难中奋起,根本扭转了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事业走上胜利之途。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牢记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继续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正确道路,弘扬伟大改革开放精神,一棒接着一棒跑,共创“放眼昆仑绝顶来”的明天!
(本报记者 王琎 冀文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