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杨秀峰在河北临城领导抗战。期间,他一直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为了一双棉鞋尽可能多穿一些时间,他补包头、钉后掌,把鞋面缝了又缝。1938年立夏后,杨秀峰还穿着这双破旧的棉鞋。身边的同志劝他买双夹鞋换上,杨秀峰说:“抗战经费这么紧张,能省就省。”房东大娘知道后,连夜缝做了一双粗布夹鞋,又把他的棉鞋给扔了。第二天,杨秀峰实在找不到原来的鞋,只得换上新鞋,并按价用自己的钱付费。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杨秀峰任副主席,每天要处理很多重大事情,连块手表也没有,一直看挂钟计时。有同志认为很不方便,就选一块给杨秀峰送去,让他工作时用,结果被杨秀峰当即退回,还说“下不为例”。
杨秀峰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家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搞特殊”。1939年,他的夫人孙文淑任行署秘书长,因没有钢笔使用,就托亲友从北平买来一支较好的新钢笔。因当时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度,杨秀峰夫妇认为“太贵”。有人建议可先用办公经费垫付,然后再从杨秀峰夫妇每月的津贴中扣还。杨秀峰坚决不同意,还是把钢笔退了回去,让亲友把钢笔退掉,把钱用于购买根据地紧缺的物品送来。
杨秀峰在“吃”上尤其注意不搞特殊,并以身作则。抗战时根据地招待往来同志吃工作餐,自己从不“陪吃”。1941年的一天,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申伯纯公干来访,杨秀峰按规定招待他吃白面馍和炒土豆,自己却吃小米饭熬土豆。申伯纯觉得过意不去,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秀峰同志的老习惯了。”1943年,杨秀峰在临城县魏家庄村召开四县敌占区士绅和知识分子代表会议,会议上,杨秀峰端着锈迹斑斑的粗瓷茶碗,喝着自制“山茶”,与士绅、知识分子拉家常、交朋友。在根据地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杨秀峰抽出自己多年节约出来的经费,向百姓购买了一头猪、两只羊,用于招待参会进步士绅、知识分子,而他自己则和部队指战员一起吃红米饭、南瓜汤和玉米饼子。
杨秀峰每次下乡视察工作,坚决拒绝宴请招待,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用餐。有一次,杨秀峰带领秘书和警卫员乘坐一条小船参加防汛工作会议。其间,食堂同志见杨秀峰身体虚弱,工作还夜以继日,就打算给他单独做些较好的饭菜补补。杨秀峰闻讯后当即谢绝说:“会议伙食就是我想吃的饭。”并告知食堂同志:“千万不要做,做了也不吃。”1949年秋,他带领20多人到某地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当地同志为表示对杨秀峰和工作组的热情欢迎,为他们准备了一顿比较好的饭菜。杨秀峰对当地同志说:“你们欢迎我,应该多给我和上级提意见和建议,认真汇报生产救灾情况。用这样的招待饭欢迎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传统。”为了避免浪费,杨秀峰让工作组的同志和当地同志去吃,自己吃的却是小米粥和萝卜条,饭后按定价付费。大家深有感触地说:“杨秀峰同志拒绝招待,身体力行,给我们全区各县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