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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厉行节约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
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为了减少取之于民，争取最广大人民对革命的支持，保证供给革命战争的需要，根据地财政坚持生产和节约两手抓，在发展生产以供自给的前提下，始终把厉行节约作为财经工作的基本方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区接连不断展开“围剿”，苏区的资源日渐枯竭，党领导的红色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为节省经费开支，集中财力保障军需，苏区开展了节省运动，在红军和党政人员中废除薪饷制，实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井冈山根据地最初每人每月可发3元钱，后来逐渐减至1元甚至5角，最后实行了供给制。1934年1月，毛泽东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9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各级党组织掀起节省行政经费、节省粮食、自带伙食等运动。
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为尽量减轻对人民的税收负担，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战，党创造性地采取了大生产运动这样的取之于己的办法，同时施行节约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1942年12月颁布《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要求实行节省民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政策，“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且须在急务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经济”。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应对消耗巨大的战争，党在解放区仍然坚持贯彻厉行节约方针。1946年7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必须作持久打算，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1947年，在元旦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必须一面发展生产，一面用大力量整理财政，节省一切非必要的开支，降低干部生活水平，表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严禁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山东省和苏皖边区从1947年起供应标准都有所降低。比如，山东省地方部队的菜金自己解决一半，地方机关则完全自己解决。单衣除主力部队发两套外，其他一切后方机关人员皆改发一套，鞋子减少一双，衬衣取消。据计算，半年即可节约粮食6000万斤。
精兵简政，促进红色政权效能提升
精兵简政是勤俭节约的经典做法。革命根据地的精兵简政主要集中在全面抗战时期。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抗战最艰苦阶段，外有日军的侵略，内有国民党停发军饷和军事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遇到空前困难。此时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财政收入减少，但脱产人员却从1938年的1.6万人增至1941年的7.3万人，矛盾非常突出，不仅行政效率下降，还大大加重了百姓供养负担。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民主人士李鼎铭等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12月，党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节约人力物力。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革命根据地，要求其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避免民困军愁、坐以待毙。1942年9月，他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出精兵简政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针对一些同志对这一政策不理解的情况，他运用比喻的手法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精兵简政的重点是严控负担人口与军政人员的比例，缩减军政脱产人员。各根据地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根据“少而精”原则，紧缩编制，因职设人，取消空头机关，编余人员主要是加强基层、转入生产战线，或自愿解甲归田。如晋冀鲁豫边区规定，脱产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能超过全区人员的1%，1942年初到1943年，边区实行了三次简政，仅太行区就缩减6万人，冀南区减少了一半军政人员。边区经过三次简政，共减少人员51%，边区政府由原来548人的编制减少到仅100人。陕甘宁边区1942年进行了第一次精简，共裁减合并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减少了24%。此后又经过第二次精简，缩减边区一级机关和人员，逐步实行合署办公制度。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政府运行也更为高效。
自上而下推进，中央起带头作用
实施厉行节约政策，党政领导干部起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在节省运动中，上层部门和党政领导干部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率先垂范，主动要求放弃点两根灯芯的待遇，坚持只点一根灯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就是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写出来的。红军高级指战员带头执行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的供给制，军长和伙夫待遇一样，每人每天只发0.05元的伙食钱。1934年3月人民委员会发出9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后，苏区中央政府各部带头压缩40%以上的行政经费。抗战时期实行精兵简政，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求，将在延安的中央和军委所属机构的2.4万余人减少到五六千人，编余人员一部分转入边区。正是因为上层起了带头作用，节约政策才能顺利施行并取得良好效果。
严肃财经纪律，遏制奢靡贪腐
过紧日子，一方面是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另一方面则是反对奢靡浪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曾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说，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都必须尽量减少，“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全面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机关学校个别干部贪图物质享受，出现贪污浪费赌博现象，毛泽东对此指示：“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这就是经济工作中的整顿三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针对部分地区恃富而奢的行为，他批评道，自恃富足，不肯节省，将来一定会要吃亏的，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在《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也专门规定了一条：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由此可见，革命时期的厉行节约也是严肃财经纪律、整顿工作作风的主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