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闻一多和华罗庚同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1941年,为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他们寄居在昆明北郊距城十几里的陈家营杨家宅院同一屋檐下,隔帘而居(两家当中没有隔墙,仅用一块布帘相隔),结下了深厚情谊。后来,华罗庚特地写下一首七言小诗《挂布》,真实记录了他们两家的那段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4年夏,昆明物价飞涨,闻一多生活窘迫,为弥补薪水不足,他先是在中学兼课,后来又挂牌治印,以增加收入,补贴家用。期间,他曾给华罗庚刻了3枚姓名章,其中一枚“华罗庚印”的印章上,另用刻刀轻浅取势、生动流畅地刻下了一段边款,饶有韵味:“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短短60余字,幽默风趣,以谐写庄,既有印章材质的介绍,又有刻石功用的说明,表达了闻一多礼轻情重的赤诚之心。
闻一多送给华罗庚的这方印章及其边款铭文,情深意长,显露了他们特殊的友情,华罗庚因此铭记于心,难以忘怀。30多年后的1979年,华罗庚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纪念闻一多烈士八十诞辰》一文中,充满深情地回忆道:“一多先生治印是为了生计,可是却精工镌刻了图章送给我,这是他的完美的艺术的纪念物,也是他对朋友的真挚情意的宝贵凭证。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着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