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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我国作为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丰富国家之一，这些年来通过栖息地保护、拯救繁育等措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本期我们以藏羚羊、朱鹮、长江江豚、亚洲象4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作为代表，讲述野生动物保护的动人故事，感受相关部门、社会各界与公众为保护野生动物付出的努力。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守护我们的美丽家园。
——编 者
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恢复到7万只
“高原精灵”享受宁静生活
本报记者 寇江泽
青藏公路3002公里处，一群藏羚羊在领头羊带领下，在路边徘徊观察，然后小心翼翼走上公路，眼看要通过公路，又警惕地退回路边，如此重复数次，终于全部通过，继续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这些可爱的“高原精灵”不知道，在不远处，车辆在巡山队员指挥下停车等待。
“我们已经安排沿线保护站加强管护，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巡护救助等措施，让藏羚羊在迁徙途中尽量不受干扰。”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园区管委会可可西里管理处主任布周说。
藏羚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以羌塘为中心的青藏高原地区。眼下，可可西里正迎来一年一度的藏羚羊迁徙产仔之旅。
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晓民介绍，藏羚羊迁徙行程往返最长可达上千公里，“雌性藏羚羊每年11月至12月交配后，次年5月开始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仔，7月至8月产仔结束后，带着幼仔陆续返回原栖息地与雄羊合群。”
藏羚羊在青藏高原平静地生活、繁衍，得益于一系列有力的保护措施。
“过去，因非法捕猎等原因，藏羚羊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赵新录说。
从1981年开始，我国严格禁止一切贸易性出口藏羚羊及其产品的活动。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于1989年发布，将藏羚羊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严禁非法猎捕。
与此同时，我国在藏羚羊重要分布区划建新疆阿尔金山、青海可可西里、西藏羌塘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专门保护管理机构和执法队伍，对藏羚羊种群活动进行巡护监测。
在工作日志上，赵新录记录下他和队员们500多次巡护，80余万公里的行程。赵新录说：“可可西里已经10多年没有响起盗猎的枪声。经过各方持续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从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在整个青藏高原，藏羚羊种群已经超过30万只。
人类保护藏羚羊，藏羚羊也渐渐适应了野生动物通道。“青藏铁路、青藏公路等路段，按照藏羚羊迁徙习惯设置了宽阔、平缓的野生动物通道。10多年前观测藏羚羊，它们要尝试两三天才能通过动物通道，现在羊群短则10多分钟、长则几个小时就能顺利通过。”吴晓民说。
青藏高原生态脆弱，气候变化等因素威胁着藏羚羊种群的生存。吴晓民说，目前，对藏羚羊种群系统化的动态监测还需加强。他建议，各保护区要加强区域联系，建立健全藏羚羊种群及栖息地数据库，为保护管理提供决策依据；还要进一步减少人为因素干扰，加大保护力度。同时，随着藏羚羊数量持续增加，要加强栖息地承载力研究，关注因超载造成的对种群发展的潜在威胁。
今年5月，来自陕西省动物研究所与西藏林草局的研究团队再次深入羌塘自然保护区，对藏羚羊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展开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和监测。
如今在可可西里，越来越多的环保志愿者来到这里。赵新录除了日常巡山，也有了新任务，“我们要担起科考队伍向导、游客讲解员等工作，需要学习的知识还有很多。”
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迅速下降趋势得到遏制
保护好长江“微笑天使”
本报记者 潘少军
最近，长江江豚多次出现在湖南省岳阳市长江段和洞庭湖区，引来众多关注。“最多的一次，有十几头银灰色的江豚跃出水面。”长江江豚保护协巡队队员江科明说。
江科明曾是洞庭湖渔民。前些年洞庭湖由于过度捕捞，鱼越来越少，老江和同伴们的生计难以维持。“保护鱼类太重要了。”江科明由衷感慨。2017年，当地成立长江江豚保护协巡队，老江报名参加，从捕鱼者变成护豚者。
近年来，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曾经遍布洞庭湖区的捕鱼设施被清理拆除，电鱼、挖砂等行为被禁止。2019年12月起，洞庭湖全面禁渔。这些措施对于长江江豚保护卓有成效。农业农村部定期组织开展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2017年考察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012头，主要分布于宜昌至长江口约1700公里长的长江干流及鄱阳湖和洞庭湖，其中长江干流有445头，鄱阳湖457头，洞庭湖110头。
“最新的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迅速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表示，目前，长江江豚在长江干流的分布呈斑块状特征，如在南京段约50多头，在武汉段却极为少见；与长江干流相比，鄱阳湖和洞庭湖的长江江豚要相对集中一些。长江江豚没有明显的洄游习性，但随着水文条件、水质条件和鱼类资源变化，它们在长江干流和湖区之间存在迁移行为。
保护好长江江豚，需要充分摸清其生活习性。“长江江豚是长江中的顶级捕食者，但其实只能捕食体长为10—20厘米的小鱼，吃不了大鱼。”湖南省岳阳县东洞庭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姜宏毅介绍，针对长江江豚的食性特点，近年来，他们联合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每年春天都会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补充长江江豚的饵料资源。
“鱼类资源变多了，水体的生物多样性增加了，江豚的数量也会不断增加。”姜宏毅说。
目前，洞庭湖的水质已提升至Ⅲ类，比较适合长江江豚生存。岳阳县投入1.2亿元，拆除85处矮围，联通水体，以扩大长江江豚栖息空间。同时把湖上的柴电驳船全部改用岸电。姜宏毅介绍，长江江豚交流、定位、捕食主要靠声呐系统，船只改用岸电，噪声减少，可大大降低对长江江豚栖息活动的影响。
长江江豚能否采用人工辅助方式快速繁育？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表示，长江江豚是胎生，一胎只产一仔，繁殖效率比鱼类低得多。全人工繁育技术、建立长江江豚保种屏障的相关研究工作正在稳步实施，野化放归的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专家表示，作为水生哺乳动物，保持一定的种群数量是维持其正常繁衍的必要条件。目前，尽管长江江豚总数有千余头，但未能形成聚集效应，而是分为多个小群体，特别是在长江干流，其斑块状分布导致群体间形成了一定的地理隔离，影响了群体间的基因交流。
“要加强长江江豚群体交流，降低种群基因隔离风险，需要解决长江及湖区的岸线硬化和过度开发等问题。”郝玉江表示，长江江豚是长江生态保护的旗舰物种，其生存状况标志着长江生态环境的好坏，一定要保护好长江“微笑天使”。
一度濒危的朱鹮由发现时的7只增至5000余只
“吉祥鸟”自由翱翔天际
本报记者 高 炳
走进陕西洋县，碧空中时常可见朱鹮翩跹起舞。“对这座秦岭南麓的小城而言，朱鹮是‘最闪亮的名片’。”今年67岁的路宝忠，跟朱鹮有着不解之缘。
朱鹮，又名朱鹭、红鹤，被誉为“吉祥鸟”，历史上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类生产活动影响，朱鹮数量快速减少，一度被认为已在我国灭绝。
“中国到底还有没有朱鹮？”1981年5月，中科院鸟类专家刘荫增经过3年跋涉，跑遍大半个中国，终于在洋县姚家沟一带的山林里，发现了7只朱鹮。
随后，洋县发布紧急通知，朱鹮活动区里，不准砍伐树木、不准使用农药、不准进行狩猎、不准开荒放炮。4人“护鹮小组”紧急成立，进驻姚家沟，24小时监护这些“宝贝疙瘩”。
当年20多岁的路宝忠刚入职县林业局，便被抽调为小组领队。4个小伙子扛着锅碗被褥，在海拔1200米的小山村驻扎下来。
“朱鹮飞到哪儿，就要跟到哪儿。鸟儿在视线内，我们才能安心。”路宝忠和同伴们翻山越岭，跑遍了周边区域……
经过近10年全方位呵护，朱鹮数量渐增，营巢范围逐渐扩大。与野外保护同步，朱鹮人工繁育也开始摸索前行。人工孵化幼鸟成功、人工饲养朱鹮首次产卵……每一步进展，都让技术人员兴奋不已。
朱鹮监护，很长一段时间用的就是日夜轮转、严防严守的“人海战”。
“护鹮不仅靠‘专业队伍’，老百姓的广泛参与同样重要。”路宝忠清楚地记得，当年有个农户的家畜惊了树上孵卵的朱鹮，成鸟逃走了，留下了窝里的蛋。农户老大娘怕蛋冻坏了，从树上取下来暖了一晚上。第二天成鸟回来了，她才把蛋放回巢去。
每年夏秋季节，朱鹮从山区飞到丘陵、平川，活动范围扩大。这些区域内有很多群众担任信息员，一旦发现朱鹮，他们做好记录立即上报，交由专业人员核查监测。
保护成效日益凸显，进入新世纪，朱鹮的野外种群、人工种群，数量双双破百，摆脱了低位徘徊的困境。
随着朱鹮种群的壮大，野化放归提上日程。“将人工种群放归自然，是拯救濒危物种的终极目标。”在陕西省林草局教授级高工常秀云看来，让朱鹮“回家”意义重大。
2007年，陕西宁陕县寨沟村，26只朱鹮放归山林。“这迈出了朱鹮返回蓝天的第一步。”常秀云介绍，此后数年间，野化放归跨越秦岭，铜川沮河流域、宝鸡千湖湿地等区域，相继迎来朱鹮翱翔的身影。
截至目前，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建成种源基地2个，救护繁育基地5个，野化放归基地8个。40年来，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朱鹮种群数量已由当年的7只，扩展至5000余只，其中我国境内4400余只，陕西就占了4100余只。
几年前，路宝忠从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如今，走在洋县的山林乡野，路宝忠仍喜欢抬头看一群群朱鹮掠过天际。“从‘孤羽七只’到‘千鸟竞翔’，曾经付出的汗水与青春，都值！”路保忠感慨。
亚洲象种群恢复，活动区域扩大
多措并举守护人象和谐
本报记者 杨文明
近几个月来，一群野生亚洲象从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路向北迁移，为保证人象安全，专家团队和沿线干部群众展开了一场保护接力。
亚洲象曾在我国许多地区栖息、繁衍，后来其分布区域、种群数量不断萎缩，在我国境内一度濒临灭绝。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正在恢复，数量稳定增加、活动区域持续扩大。“保守估计，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数量有300头左右。”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说。
从建立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实施救护与繁育，保护野生亚洲象的行动一直持续。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先后参与救助过20多头亚洲象，9头小象在这里出生。
亚洲象种源繁育中心主管熊朝永从事野生亚洲象救助14年了，能说出每一头大象的故事。亚洲象“羊妞”和他的感情最深。“有先天性疾病的小‘羊妞’出生两周就被象群遗弃了，救助组在思茅港镇发现它时，情况十分危急。”熊朝永说，在救助中心，经过精心的治疗养育，“羊妞”日益好转。
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增加，新的挑战悄然而至——不少野象走出保护区，甚至进入人类生活区。为减少野象活动造成的人象冲突，国家林草部门和云南省各级政府进行了不少探索尝试。
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纳吉村周边常有20多头亚洲象活动，有两次闯入校园。当地政府为该校修建了防野象冲撞护栏，将人象隔离，守住了164名学生的平安，也保护了大象。学校还将原来种植的棕榈树，更换为火焰木等大象不喜欢的植物，避免大象因寻找食物进入校园。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大渡岗乡关坪村香烟箐村民小组，一道绿色防护栏将整个村子环抱其中。坚实的防护栏隔开了亚洲象和村民的生活空间，让人与大象各得其所。
虽然亚洲象活动对当地居民生活有困扰，但也带来了不少机会。距离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仅有两三公里，关坪村不少村民就近到景区就业，还有村民开起农家乐，吃上旅游饭，日子越过越好。
2018年，西双版纳勐海县建立第一个县级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追踪象群最新动态，实现了实时信息传输和及时预警。人主动避开野象，让路给野象通行。修建中老铁路勐养段，以隧道的方式“穿越”亚洲象栖息地，最大限度避免惊扰亚洲象。
“未来要多从满足亚洲象需求角度开展保护工作。”陈明勇说，开展野生亚洲象栖息地建设，通过人工干预为野生亚洲象提供更丰富的植物，从而减少野生亚洲象的无序流动。他认为，长期来看，要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推动在保护区内实施林木疏伐等修复改造措施。同时，积极推进亚洲象国家公园建设，通过适度开展生态体验等项目带动周边社区居民持续增收，更好地实现人象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