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香港中学的爱国传承

在香港香岛中学的校史室，86岁的司徒宏老先生环视那一幅幅或暗黄或鲜艳的照片，感慨万千。

他说，正是在这所学校，我第一次了解到祖国。母校和爱国，自此便在他心中连在一起。

1946年春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香港办起了一所新型中学——香岛中学。它是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爱国、进步”是这所学校永不褪色的标志。

在港英打压下顽强生存、发展

“最新奇的是学校的早读。同学们分成几个小圈子读报纸，念时事。”当时才10岁的司徒宏已辗转读过好几所学校，由于他调皮、好动，哪所学校都不留他。直到“另类”的司徒宏走进了这所港英当局眼中的“另类”学校的小学部。

这里打开了司徒宏新的人生大门。他不知道，这别具特色的读报纸，正是这所学校培养孩子们了解社会、关心祖国的特殊方式。这一方式一直持续，成为香岛中学国情教育的传统。

退休多年的香岛中学校长杨耀忠说，港英统治时期，爱国学校受到各种打压。香岛中学第一任校长卢动，就是因为坚持挂五星红旗在1950年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

杨耀忠介绍，当时的爱国教育主要是两个方式，“一个是早读课，二十分钟时间，让孩子们读报纸，重点都是讲祖国的重大发展、重大成就。遇到像发射东方红卫星这样的大事，全校师生一起庆祝”。另一个就是以各种方式庆祝国庆，“不仅在各种压力下坚持升国旗、唱国歌。而且搞各种体育、文艺比赛，庆祝国庆”。

“在港英时代，爱国学校困难很多。”现任香岛中学校长黄颂良说，没有资助，不给生源，学校用地难以获批，学校老师与外界交往受到监控。学生毕业也受到各种歧视，成绩再好也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连教育学院、消防队都难以进入。

“我校历史，不仅是一所爱国学校的历史，而且是香港地区在殖民统治下进行爱国教育奋斗史的一部分。”细品香岛中学校史的这段话，既有沉重，更有豪情。

爱国学校严谨、严整的校风受到香港社会广泛好评。“有一段时间，香港黑社会渗透学校，家长很担心。送到爱国学校，孩子学不了坏，是当时社会的共识。”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说。

广大香港爱国同胞是爱国学校最强大的后盾，他们捐助土地，募集资金，克服阻力把子女送到爱国学校。犹如顶翻石板的竹笋，爱国学校在压力下顽强生存，发展壮大。到上世纪70年代，仅香岛中学一家，本校和分校在校生达到1万多人。

大家庭般的师生氛围来自理念相同

“香岛中学的老师不一样，就像校歌里唱的——我们是一所大家庭。”司徒宏对这一点念念不忘，几次深情回顾。

“当班主任老师第一次要我放学后留下的时候，我以为又是罚站、训话。”司徒宏说。但他的班主任李丽珠老师留下他，指出的却是他有哪些优点。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肯定。我当时就哭了，哭得止不住。”这是他的人生转折，此后司徒宏变得自强、上进。在老师、学长的影响下，他向往祖国，1950年只身到广州求学，后来考入了华南师范大学，投身于祖国建设中。

这种犹如大家庭一般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年轻的曾老师刚回母校教书不久，她回忆在香岛中学上学时，“我不开心，我考试没考好，我可以直奔教研室找老师诉说，老师会开导我”。

如今，她自己也正在把这种关怀传承下去，“不仅教学生知识，在为人处世、生活态度等心理层面也会帮助他们”。

“不同于香港教会学校、私立学校，爱国学校能做到这一条是因为从老师到家长都是靠信念联系在一起。”杨耀忠1980年开始进入香岛中学做副校长。“港英把你打入另类，孤立你，让你自生自灭。教师收入低，不到其他学校一半，学生被人另眼相看。如果不是同一个理念，教师不会来，家长也不会送学生来。”

“我自己是一所‘亲台’学校出来的。”杨耀忠谈起了他理念的确立，“那是受国民党影响的学校，整个中学期间我被他们洗脑。”

1971年，他上了大学。那时的香港各高校，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他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也走上了坚定的爱国教育的战场。在爱国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加入了香岛中学。

上世纪80年代，港英当局逐步开始实行免费教育，靠收学费生存的爱国学校受到很大影响。和其他爱国学校一起，香岛中学一面采取措施渡过难关，一面团结社会各界力争同等待遇。港英当局直到1991年，终于将包括香岛中学在内的数所爱国学校列为资助学校。

教育要推动爱当代中国

邓飞也曾就读香岛中学。从上学时，他就认识到，爱什么样的中国在香港有着深刻的内涵。

到将军澳香岛中学当校长后，邓飞研究过港英当局排斥新中国的教育手段。“港英当局没有抹去中文教育或者中国历史教育，他们知道也抹不掉，所以就采取一种手段，只强调一种文化上的中国，而抹掉当代中国，从而造成香港华人社会顶多只是仰慕文化上的中国，从而排斥当代中国，对当代中国一切的元素都采取一种怀疑、质疑，甚至是讨厌的态度。这种别有用心的厚古薄今政策一直持续到1997年。”

在邓飞看来，如果说回归前爱国学校主要推动的是反殖民地奴化教育，那么在香港回归后的今天，要推动的就是爱当代中国，“我们的价值就在这里”。

回归以后，各学校到内地交流已成主流，不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需要破除重重阻力。“但不能总是去看名胜古迹。”作为重庆市的政协委员，邓飞计划在疫情过后带学生一面去瞻仰承载古代文明的大足石刻，一面去寻访重庆的三线建设项目，“让我们的学生认识那些为实现工业化默默付出的人们”。

从新中国到当代中国，如何将爱国这一情怀和传统传承下去，不仅是邓飞，也是杨耀忠、黄颂良等众多爱国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2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