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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9日，归零、记忆、清除，34.5+30.6+116……在北京市东城区赵府街副食店站柜台长达33年，这是李瑞生使用电子计算器最多的一天。他的“老伙计”算盘，已经被打包进了归家的行囊。“盘完货，我们今晚就离开北京了。”李瑞生的爱人王学芹说完这句话，眼睛一红，背过身去，继续收拾东西。这一天，比李瑞生实际应该退休的时间晚了21个月。
小店里，两根老式的日光灯管都开着，屋里的光线并不明亮，房顶上漆皮剥落的斑驳、柜台上年代久远的划痕，都清晰可见。墙壁上张贴着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以及关于食品安全、商品价格规范、烟酒销售规范等告知书，纸面均已发黄，又都被透明胶带保护得很好。还有一份用毛笔字书写的《安全防火组织制度预案》，指挥、灭火、断电相关的责任人均是李瑞生。正中间则是一张毛主席画像，看起来干净如新。此外，还有一副挂历，仅剩最后一页，即将跟2020年正式告别。
最显眼的是货架上方悬挂着的两幅广告牌，从左到右依次写着调味、副食、名酒、糕点、香烟、糖果12个大字。固体酱油盒子上印有北京火车站的图案，代藕粉、糕干粉是20世纪孩子们珍贵的“营养餐”，“大前门”“牡丹”等老牌香烟的包装样式跟现在几乎没区别，“中国红”“竹叶青”等酒类品牌则早已“改头换面”……李瑞生介绍，广告牌由水粉绘制而成，大概有50年的历史，上面的大部分商品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就是几代中国人全家老小的“刚需”。他甚至没想到，若干年后，甚至还有外国人想要购买这幅广告牌。
“曾有个德国人，用很不流利的中文跟我说，他出2000块钱想买这老广告牌，再给我换个全新的。”对此，李瑞生表示：“那时候觉得是公家的东西，给再多钱我都不能卖。现在我更明白，对于老人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念想。而年轻人呢，我希望他们看到这块牌子，都应该了解那段历史。”
赵府街副食店1956年正式开业，当时门店面积超过130平方米，仅售货员就有将近20名，而且都是青壮年。现在，“老国营”的风貌一直没变，因而成了“网红店”“考古店”。除了游客慕名前来围观，还有新婚夫妇在此拍摄复古婚纱照。
一扇门窗，与世隔绝，但小店里的酱香却飘向胡同深处，绵延了半个多世纪。在李瑞生看来，这不仅是老北京舌尖上的味道，也是一家老店的人情味。
因为盘货清账，副食店当天并不营业。寒潮天气门窗紧闭，仍有不少顾客敲着门，甚至扒着窗子询问：“我下班特意绕道来的，就买一瓶‘二八酱’行吗？”“今天为啥不营业？”听到这些话，李瑞生背着身子继续算账，没作任何回应，王学芹却于心不忍，她停下手里的活儿跟大家解释：“明儿再来吧，明天一早就开门。”顾客走后，王学芹告诉记者，“老李眼泪都在打转儿了，虽说咱早就想要退休了，但总归有一辈子的感情。”
30多年来，数不清的顾客提着瓶子、便当盒进店买酱，其中，以“二八酱”最为畅销。“通常都会自备罐头，还有人拿矿泉水瓶，这就相当考验功力了。甭管怎么着，上秤都是‘一勺准’，不多不少，还不弄脏一点儿瓶口。”李瑞生记得很清楚，以前老百姓多是几两几两的买酱，现在都是论斤买，还有外地游客一次买上20瓶，直接快递寄走。“以前是夏天卖得最好，现在几乎就没有淡季了，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上千斤，三四十号人排队买。”
顾客在副食店排长队买东西，这一幕在李瑞生的脑海中，是很多年前才有过的画面。“那时候很多货品只能限量供应，顾客拿着副食票排队购物的现象很常见。”
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国营副食店却步履维艰。“不少同事买断工龄另谋生计，我就比较传统，认定一份工作就是一辈子的事。”回忆往昔，李瑞生感慨万千。“2007年的时候，根本招不到新员工，我就跟公司申请承包了，自负盈亏。”
随着附近的老店先后关门，新型商超相继开张，李瑞生倍感压力。他坦言：“早些时候，还真想过对小店进行重装改造，就是苦于没钱。”跟新开的超市相比，李瑞生自知缺乏竞争力，他果断淘汰一部分商品，保留特色产品，“就琢磨哪些是他们不会卖、老百姓又需要的东西。早前也没有24小时便利店，我们夫妻俩都是从早干到晚，就直接住店里，半夜有人敲门来买东西，我马上就起来了。”除了调整经营策略和营业时间，李瑞生还有一条坚守多年的红线——“食品行业，不容马虎！”店里的每一批麻酱、香油都会留样，供有关部门抽检，各种容器也定期清洗、消毒。李瑞生说：“哪怕只有一个人，每一道食品工序都必须做到严格把关。”“铁饭碗”不香了，但是酱香依旧。
一开始，李瑞生给小店的定位是服务中老年顾客。没想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跑来买酱。“以前穷啊，吃不起纯芝麻酱，只能用二分芝麻、八分花生拌酱吃。不管这些小年轻是不是图新鲜，让他们尝尝这种老味道，我觉得是好事儿。”这两年，小店迎来不少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李瑞生就详细写好炸酱、吃酱的方法和步骤，贴在显眼的位置。“有人说我这是在弘扬传统饮食文化，我听着高兴，就像以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就是我的岗位宣言。”
赵府街副食店的客人遍布北京，李瑞生本人却很少走出过这5米宽的胡同，“我差不多13年没歇过一天，20多年没去过故宫、长城，就连父母去世，都是晚上办丧事。有人讲我挣大钱了，说实话，我在北京连房都买不起，只能回天津老家养老。”
老店走红了，新人接班了。回顾职业生涯，李瑞生虽有遗憾，但却从不后悔，“高中毕业我就在副食行业当学徒，后来成为国营售货员，那是很令人羡慕的，找对象也很吃香。”说到这里，李瑞生看了一眼老伴儿，话锋一转小声说道：“我从柜员干到掌柜的，但却是多年都没见过工资卡，后来店里开通微信转账，收款码也是她弄的。”
在街坊邻居眼里，李瑞生“妻管严”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老年顾客直夸他是老实人，年轻顾客却吐槽他“是个很有脾气的老爷子”。住在附近的小刘告诉记者：“李师傅对老人都很亲切，面对几个月才逛一次街的老人，他都给人家赊账。面对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买包烟还要挨批评。”赵府街副食店新员工上班的第一天，前来购物的老年顾客都会问上两句：“老李走了吗？他还回来吗？”住在西单商场附近的冯大爷每两个月就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来副食店采购，这次，家里的麻酱和香油还剩一半，他冒着寒潮就赶来了：“我刷抖音看到的，老李说他这个星期就要正式退休了，今儿来希望能再见上一面，没想到就晚了一天。”或许，这就是李瑞生想留住的人情味吧。
（《人民周刊》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