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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写的《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一文引发了广泛讨论。
某社交媒体平台显示，“总和生育率破警戒线”话题阅读量达3.75亿，话题下面的讨论数量达6.07万。“生育对女性职业生涯的影响”话题阅读量达2.04亿，讨论数量达1.16万。
生育问题从来不只是生育问题。据第一财经日报网络调查显示，育龄妇女不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中，包括房价和教育支出在内的经济负担重是首要原因。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心生育之后导致再就业机会减少。
少子老龄化对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的实现有何影响？
近日，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殷剑锋指出，与疫情比较严重的国家相比，我国宏观经济虽呈现V型复苏，但复苏背后有隐忧，短期的隐忧是总需求不足，长期更严峻的挑战是人口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会对经济产生四重冲击
人口负增长会带来什么后果？
殷剑锋说，在全球20余个国家中，无论是日本、希腊、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还是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与人口出现负增长同时出现的，是经济的零增长或负增长。
殷剑峰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负增长的到来，会从四个方面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
首先，会对供给侧产生冲击。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会内生性导致技术进步动力的减弱，人均GDP会因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而不断下降。
其次，会对需求侧产生冲击。在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会出现日本在过去30年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的情况。
第三，会对金融产生冲击。随着自然利率水平持续下降，迫使金融市场的名义利率变成零利率和负利率，导致资产价格直线下跌。日本在过去30年发生股市负增长、房地产市场下跌一半以上的情况。在此背景下，如果把资产价格纳入通货膨胀，未来十年将会遭遇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
第四，会导致养老、医疗方面的刚性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导致财政负担不断加重。
应从人口、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迎接挑战
如何应对上述短期和长期的挑战？
殷剑锋给出了三点建议。
首先建议实施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
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规划纲要建议稿都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殷剑峰建议延长退休年龄、增加在职劳动力的岗位培训、迅速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保持人口总量基本平衡和人口结构稳定。
其次，财政政策应大幅度增加与人口相关的财政支出，从而更加积极地适应人口政策。
殷剑锋认为，上述财政支出不需要通过增加税收、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覆盖。一方面可以将地方债务负担往中央转移，变成中央国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发国债模式来优化债券市场结构，提供稀缺安全资产。
第三，实施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来适应财政政策。
生育率降低将制约人才竞争力
人口问题不只涉及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人才发展产生影响，而人才问题主要体现在科技竞争领域。
携程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梁建章近日表示，中国未来十年的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但从长期来看，能否保持科技创新能力优势则有待观察。
他认为，制约中美科技发展力量的因素主要取决于两点：一个是中国是否有更多的孩子，一个是美国是否能够继续吸引更多的移民。
近十年以来，中国与美国在顶尖论文发表数量上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
从投入基础研究的资金在GDP中的占比来看，中国跟美国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从投入人数来看已经超过美国。
梁建章表示，在人力资源竞争方面，美国具有很大优势，它不光拥有自己的“人口池子”，还可以挑选相当一部分移民人才来补充自身。
虽然中国理工科博士的数量在10年前已经超过了美国，并且至今在数量上保持10%—20%的领先优势，但是趋势绝不容乐观。
梁建章表示，我国当前新增人口数量在快速减少，是除了韩国以外新增人口数量最少的国家。受大城市高房价、高教育成本等多方因素影响，很多适龄妇女推迟生育，我国的人力资源正在以每年减半的速度萎缩，人口结构呈倒金字塔型。
梁建章说：“出生率低是个慢性病，相对于人力资源关系而言具有滞后性，所以低生育率不会马上影响经济。”
他指出，虽然总人口数仍在上升，但具有大学学历以上的25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口数量已经开始下降。短期内中国的科技水平和GDP会飞速提高，但如果新生人口持续走低，下一代的人才竞争优势将会逆转。
（《人民周刊》2020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