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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肥沃，矿产资源丰富，森林草场一望无际……“黄金时代”的东北地区，生产的粮食供给全国各地，工业产品输送大江南北。
“东北地区最辉煌的时期，物质产品生产量与供应量最高年份可以占全国生产总量的70%—80%，最低年份也能达到全国生产总量的50%。可以说，那时全国经济运行都要依靠东北的资源与产品维持。”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教授、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赵儒煜说。
今日的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渐趋衰落，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凸显，人口大量外流。振兴东北，屡次提上中央决策层议事日程。9月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要求东北各省区政府提高对东北全面振兴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着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9月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规划》，要求以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助力东北经济再腾飞，中央开始新一轮谋篇布局。
面向市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当前东北地区最核心的问题在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迟滞。”赵儒煜认为。
黑龙江省大庆市与石油工业融为一体，大庆油田保障着数十万名市民的生活；依托鞍山铁矿石建起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凭借一个企业撑起一座城市的兴旺；辽宁省阜新市，“左手”采煤，“右手”发电……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中，资源型产业和重工业始终占据着较大比重。
赵儒煜认为，东北地区未来产业发展不应过多依赖矿产等资源基础。“一方面，全社会都在向可持续、节省资源的方向发展，矿产等资源在整体生产体系中正处于越来越边缘、占比越来越小的位置，东北地区自身也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困境；另一方面，资源型产业利润低，东北地区即使在对全国矿产资源供给占总需求量70%—80%的时期，GDP仍然只占全国GDP的25%，因为矿产等资源是低价产品，只有深加工才能产生附加价值。”
在赵儒煜看来，以资源粗加工为主、产品处于初级产品阶段的重工业，同样不是东北地区未来应着重发展的产业。“比如有一批木材，劈成柴禾销售，只能卖出柴禾价；如果进一步加工做成火柴，可以卖出比柴禾高一些的价格；如果进行精深加工做成家具，能够卖出更高的价钱；而如果制作成工艺品，价格就更昂贵了。柴禾、火柴等初级产品，即便制作得再精细，价格也很难出现翻番式增长。”赵儒煜举例说明。
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东北地区有着不亚于资源型产业和重工业的农业生产基础。赵儒煜表示，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东北地区还应当大力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实现农业工业化。
“东北地区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农业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提高东北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有必要。农产品与重工业产品一样，也属于初级产品，加之农产品有生产周期，因而价格弹性不高。相比工业，农业本身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有限，因此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要推进农业工业化。”赵儒煜说。
“工业才是最能拉动经济增长的部门。”赵儒煜表示，机器可以24小时运转，工厂能够昼夜不停生产，因此工业收入弹性更高。“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所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快时期都是工业革命时期。”
在赵儒煜看来，东北地区适宜发展的工业门类是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的产业。“东北地区之所以衰退，原因在于传统产业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市场需求。如果仍然加大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型产业、重工业等传统产业的投入，投入再多也很难恢复往日的辉煌，因为缺乏市场支撑。所以，充分利用矿产等自然资源已经不再是振兴东北的关键，在东北地区现有产业基础上谋振兴的思路要从根本上扭转。”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树伟表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质增效要从延长产业链和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重点发展装备制造业，提升其关键零件和核心基础工业的研发制造水平，提高传统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和以石油、煤炭等为原材料的资源型产业的精深加工水平；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于研发、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促进传统优势产业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加速形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以特色农产品、高端石墨精深加工等为代表的特色产业；促进相关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实现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联动发展。”
“振兴东北，核心是要紧跟市场需求，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如果不能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将只能停留在为其他地区先进制造业生产加工基础材料的‘边边角角’中。这不是领先性发展，而是在全国各地都已经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背景下的跟随性发展。长此以往，东北地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赵儒煜补充道。
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发展现代产业，对资金、技术、人才等提出更高要求。
东北地区并不缺乏人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东北三省中的辽宁省、吉林省平均每10万人中，有1.8万人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显著高于1.5万人的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却难以留住人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9851万人，相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952万人，人口数量下降约10%。
“人口流向与就业岗位密切相关。有合适的就业岗位，人口就会流入；没有合适的就业岗位，人口就会流出。”安树伟说。
东北地区相对优质的就业岗位，多数集中在国有企业。安树伟分析道：“东北地区工业企业仍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由于营商环境较差，民营企业发育不充分。”
“国有企业占比大，民营企业生存空间小，因此如何让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资源‘动’起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赵儒煜表示。
现代产业体系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如果继续倚重国有企业，那么东北地区国有企业“一家独大”的局面是否会影响市场竞争公平性，从而阻碍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对此，赵儒煜认为，只要顺应市场需求，企业形态并不重要。“让企业的所有投入都能得到市场的回报，实现良性循环，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市场决定着企业生产的方向，也决定着人才与技术的流向。东北振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掌握先进技能人才的回流。“吸引人才回流，最重要的是发展产业，解决就业岗位问题。就业问题解决了，人才自然会回流。”安树伟说。
赵儒煜也认为，有让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是人才回流的关键。“如果东北地区发展先进产业，生产高科技人才能够发挥价值的创新产品，人才就会回流。产业越高端，盈利性越好，就会有越多人才回归东北，以优秀技能换取更高回报。”
健康的企业生态，是对市场嗅觉敏锐、产品可以不断更新迭代的生态，也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足并立”的生态。吸引民营企业入驻，东北地区应当立足自身条件，在营商环境中着力实现法治化、数字化、公平化。
“公平化，就是民营企业要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的资源获取机会，银行贷款比例、贷款利率等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要做到尽量公平。”赵儒煜说。
在安树伟看来，除最大限度减少审批事项外，这也要求东北地区政府加快转变职能。“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把精力主要集中在为东北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的政策环境上。”
加快开放，融入东北亚经济圈
背靠东北亚，面向太平洋。东北地区沿边沿海，有着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
“东北位于东北亚地区的核心位置，不仅与日本、韩国为邻，与俄罗斯、蒙古国、朝鲜接壤，而且与各国贸易需求互补，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东北亚地区是继欧盟、北美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扩大面向东北亚的对外开放，对于振兴东北意义重大。”安树伟说。
在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中，作为我国北方沿海发展基础较好的区域，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关键地带的辽宁沿海经济带是重要的开放门户，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全面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循环，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增强竞争力，是国务院对辽宁沿海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赵儒煜看来，东北地区可以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间的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东北亚六国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其中既有中国、日本、韩国对相对高端生活产品的需求，也有朝鲜、俄罗斯等国家对农业机械等产业发展装备的需求。”
赵儒煜认为，如果通过深度融合打开东北亚市场，将会收到良好成效。“我国可以带动俄罗斯、朝鲜等国发展农机装备产业，通过技术合作帮助它们实现产业进化。通过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合作，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发达国家市场，从而形成对东北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向的指导。”
安树伟则更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带给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机遇。“东北地区应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强油气管道、铁路、公路、航空等方面的跨境合作，完善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和信息通道。”
在安树伟看来，东北三省中，黑龙江省应当努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吉林省应当向东“借港出海”、向西对接俄蒙，发挥好在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支撑作用；辽宁省应当与日本、韩国建立持续良好的伙伴关系，建设为东北地区向南开放的重要门户。“一方面要推进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沿海经济带的建设，承接日韩产业转移，加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合作；另一方面要提高以农副产品、机电产品为主的出口商品附加值，推动中日韩贸易以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向以技术、品牌、质量等为核心的竞争优势转变。”
“如果我国东北地区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国家间的产业链建立起来，东北亚其他国家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必然会需要东北生产的中间产品，或者其他国家生产的中间产品必然要运送到东北地区进行最终加工。这样一来，东北地区在东北亚经济循环中的贸易参与度就会提升，与东北亚各国间的经济联系自然也会变得紧密。”赵儒煜表示，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东北地区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基础上。
当下，相比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东北地区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赵儒煜认为，我国与俄罗斯共同打造的“冰上丝绸之路”，将有效改变东北地区在对外开放格局中的位置。“建设‘冰上丝绸之路’、开发北冰洋，可以改变整个丝绸之路的版图，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意义。强化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也可以使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格局更加均衡。”
时不我待，否则永难“东山再起”
赵儒煜表示，政府决策对于东北振兴有着决定性影响。“如今的运输条件已经把运输成本降得很低，矿产资源、人才等都可以自由流动。对于企业而言，只要项目盈利性高、前景好，资金就会逐利而来，人才也会逐机遇而来。因此，关键在于政府能否下定决心。”
2020年，赵儒煜曾向吉林省政府递交一份研究报告，点明当前东北地区面临着两条路径选择。“一条道路是继续维持传统产业，这虽然可以活下去，但是道路会越走越窄，10年至20年以后，东北地区将处于全国产业体系的边缘。另一条道路是在当前传统产业还具备一些优势、还能够盈利的时候，抓住难得的‘窗口期’，导入新产业，逐步实现新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使传统产业衰退后，新产业能够将经济‘顶住’。”
东北地区的很多传统产业都可以实现转型升级，赵儒煜认为，对此应当大力推进。“可以从4个方面入手开展新产业革命：推动汽车、机械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实现再工业化，发展大健康产业，推进智能生产，发展智慧服务。这4个方面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产业。目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红旗品牌已经做出了使用新能源、新材料的尝试，市场反响不错。东北地区生物制药资源非常丰富，也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完全可以涉足大健康产业。在智能生产、智慧服务中可以制造或引进产业机器人。”
在赵儒煜看来，东北地区的困境也是它的潜在优势之所在。“东北地区每年都培养出很多大学生，只是没能将他们利用起来。国有经济比重大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国有企业资源雄厚也是它的优势。其他地区发展得越快越好，东北地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紧迫感就越强烈。辩证地看，最大的问题点也可以是最大的突破口。”
而突破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对形势的判断。赵儒煜说：“很多地方政府仍然在留恋本地原有的传统优势产业，但是以前的优势产业现在已经不再是优势，甚至早已成为较大的社会负担。在这个方面，贵州是一个典型案例：如果不是地方政府下定决心聚拢人才、发展数字经济，谁能想到贵州可以发展数字经济？”
国务院在对《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的批复中，要求东北各省区政府提高对东北全面振兴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赵儒煜也认为，如今的东北地区已经走到社会经济发展的紧要关头。“东北地区正处在百年难遇的社会经济变革时期，重大的变革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若总是担心打碎固有的‘坛坛罐罐’，舍不得动手，很容易错失‘窗口期’。这个‘窗口期’最多还有10年，如果继续犹豫、消耗下去，10年以后，东北地区或许就永远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人民周刊》2021年第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