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向深圳学什么

在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深圳是重要的“探路者”和“桥头堡”。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借鉴深圳经验。

借鉴深圳创新经验，减少其他城市的试错成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走“弯路”的可能性。深圳的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是否可以直接“移植”到其他城市？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水土不服”？本刊记者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深圳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郭万达，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解答。

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建立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科研人员以知识产权入股公司可独立持股，2018年3月起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为鼓励科技创新，在制度上作出新规定。

“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郭万达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为例介绍，深圳于1987年发布的《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以制度创新打开了任正非等科技人员科技创业的“大门”。“20世纪90年代，华为公司逐渐成长壮大以后，通过股权分置建立了员工持股制度，成为一家十几万名员工持股的高科技公司。”制度创新强化激励，华为公司自1995年开始申请第一件中国专利，迄今已经在全球持有超10万件有效授权专利，其中90%以上为发明专利。

“激发企业的研发动力，促进形成企业创新生态，深圳的‘秘诀’就是体制机制创新。”郭万达认为，深圳的体制机制创新不仅涵盖了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创新，也涵盖了科研评价机制、金融支持机制、人才支持机制、法律支撑体系等的创新。

“深圳是较早进行科研成果市场化评价的地区。政府引导设立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市场化运作的创投母基金、专利权质押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科技金融，都是金融支持机制的创新。深圳房价高，就建设人才保障房，并为人才提供租房补贴，这是在人才支持机制方面的创新。在法律支撑体系创新方面，深圳对许多新产业、新业态都立法支持，比如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今年7月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今年8月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条例（草案）》等，在全国率先规范数据权利、率先以法律法规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郭万达逐一说明。

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如今，深圳已经形成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企业的“4个90%”创新格局。

科技创新，政府和市场是“双引擎”。在深圳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中，政府投入集中体现在基础研究领域。郭万达说：“深圳最初开始建设时，主要依靠引进人才，自身并没有太多基础研究机构，直到遇见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才开始强调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加强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建设大学。以前，深圳只有深圳大学一所高等院校，现在，深圳的高等院校已经增加到十几所。”

建设大学，对地方政府的实力提出更高要求。郭万达认为，相比之下，设立新型研发机构更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深圳有许多新型研发机构活跃在市场中。它们既不像大学，也不像事业单位；‍‍既不像国有企业，也不像民营企业。其中，有一些相对大型的新型研发机构是政府或社会资本投资举办，但是需要自筹经费运作的事业单位。郭万达介绍，比如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深圳市政府投资支持，但是许多经费都来自与华为公司、比亚迪公司等企业的合作，还有一部分运作资金来源于国家科研基金。“面向市场，是新型研发机构最重要的特点。最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开始讨论建设新型研发机构，而深圳是最早开始建设的。”

在全过程创新生态链中，深圳投入应用基础研究的更多力量来自企业。郭万达表示，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科技创新的“巴斯德式”发展模式已经应用于深圳很多企业的研发机构中。这种发展模式，科学家既从事基础研究也开办公司，许多基础研究是产业应用提出的需求。“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就探索出研发人员用科研成果孵化公司的模式，很多教授都持有公司股份。”

事业单位市场化、科研机构企业化，使深圳科技人才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变得愈加自由、频繁。郭万达说：“高等院校、事业单位等都开始实行聘任制、合同制，不再‘锁住’身份。终身制被打破，人才的双向流动就可以实现了。”

在郭万达看来，科技人员双向流动体制机制的建立，与激励机制、科研组织方式、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化密切相关。“相比直接卖掉专利，教授持有股份是有市场风险的，这就激励他们做得更好。打破传统科研管理体制中的‍‍职称评定制度，将评定与科研成果和市场应用挂钩，这也会为人才环境带来正向作用。”

在深圳，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都具有开放、重视人才、多学科交叉的共同特点。郭万达说：“开放既包括面向国际的开放，也包括对社会资本的开放。科技人才既要引进，也要培养。许多研发是融合型研发，比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都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这些特点对于其他城市或许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保障实体经济发展，推进制度型开放

将制造业企业搬进楼房，让“工业上楼”；在一栋楼内聚集产业链关联企业，实现“一栋楼就是一个产业链”；打造政策精准直达企业服务平台；建立“小错免罚”包容柔性执法制度……深圳以一系列举措建设产业集群、优化营商环境，建立起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郭万达认为，产业链集聚、保障工业发展空间、降低企业成本，都是值得其他城市借鉴的深圳经验。“‘工业上楼’与深圳当前的发展阶段、与土地资源紧缺都有关联。并非所有制造业都能够‘上楼’，适合‘上楼’的只是一部分先进制造业。”

在郭万达看来，产业集聚才是更重要的深圳经验，在一些土地供给相对充足的二三线城市，通过建设产业园区实现产业集聚、完善产业链，也有助于产业发展。

工业发展需要占用相对较大的空间。郭万达表示，对于二三线城市而言，保留一部分制造业园区便是对工业发展空间的保障。“产城融合会导致地价上涨，为了给制造业发展保留一部分空间，这些园区或许未必需要产城融合。”

在深圳等一线城市推行先进制造业的“工业上楼”、在二三线城市保留制造业园区等，既可以保障工业发展空间，也可以降低企业土地成本。郭万达认为，降低企业成本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通过政府行政手段保留一部分产业空间可以降低土地成本。此外，还要降低物流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服务水平的提升和营商环境的优化。深圳设立的“深i企”政策精准直达服务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实现政策精准查、事项在线办；个人或企业申办事项，申请人只需要“刷脸”便可以实现申报“秒报”、审批“秒批”……深圳政府行政审批效率广受赞誉。

郭万达表示，优化营商环境要从企业注册开始。“以前，注册企业手续十分烦琐，现在已经实现多证合一，甚至通过网络申请便可以拿到营业执照。政府提供便利、高效的服务，使‍‍企业办事更快捷、方便，这就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郭万达看来，诚信、法治营商环境的建立，也是深圳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中值得其他城市借鉴的亮点。通过建立“小错免罚”包容柔性执法机制，深圳为企业提供了更宽松的法治环境。那么，“小错免罚”制度的“免罚”底线在哪里？包容柔性执法应当包容到何种程度？这一制度是否有增加企业钻政策漏洞的可能性？

郭万达认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是为了避免执法“矫枉过正”，并非鼓励企业犯错。“所谓‘小错’，应当是某些非故意、非恶性的错误。在办理过程中，执法部门应当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与流程。”

深圳法治环境的公正透明，离不开毗邻香港带来的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便利。在深圳构建的制度型开放格局中，无论是探索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规则衔接，还是通过成立全国第一家按法定机构模式治理的仲裁机构——深圳国际仲裁院建设国际仲裁高地，都是在通过与国际规则接轨，建设“法治深圳”。在郭万达看来，与香港接轨便是与国际规则相衔接。“香港本身就有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深圳的法治化环境、实现的制度型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位置优势建立起来的，而其他许多城市或许并不具备与深圳同等的区位优势，那么，学习借鉴深圳的法治与开放，其他城市应当从何处着手？“制度型开放主要指标准、规则的开放。”郭万达表示，地理位置优势并不是决定制度型开放能否实现的唯一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思想观念、改革举措。

“以前很多城市管理者认为，通过为企业提供土地和税收优惠实现招商引资便是‘开放’，后来发现，由于当地营商环境不够好，许多企业宁可落户地价更高但是营商环境更好的深圳。”郭万达认为，其他城市借鉴深圳的制度型开放经验，或许意味着开放的标准、开放的理念要逐步提升。

当前，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度型对外开放等方面，我国内陆许多城市与深圳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郭万达说：“差距主要表现在标准、监管等方面，这些都与规则、制度相关联。”在他看来，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我国许多内陆城市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应当明确的方向。“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要有多种所有制。要打破‍‍国企垄断、平台垄断，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创新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今年7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工委组织起草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发布，引发市民热议。

这是深圳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而制定的一部与群众需求紧密相连的行政法规。关于加强民生建设，《条例》明确“教育优先”，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教育，合理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

通过建立“名校+在办校”“龙头校+新办校”的集团化办学和联盟式发展模式，深圳正在努力推动优质教育“遍地开花”；通过骨干教师跨校流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深圳校际教育质量差距逐渐缩小，力争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学有优教；通过联合企业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学院，深圳率先通过建立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模式，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教育新路径。

这些都被列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清单中，成为面向全国各地推广的经验举措。“义务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出现‘名校’，表明教育资源不够均衡。教师跨校‍‍轮岗、轮流执教等，都可以解决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问题。”郭万达说。

联合企业建设职业院校，则是深圳面对教育资源紧缺难题推出的化解之策。由于人口快速增长，深圳也面临着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郭万达认为，政府联合企业建立职业院校，吸纳民营资本进入教育领域，解决的是公共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但是这无法解决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

在郭万达看来，引导更多学生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服务社会的“工匠”，打通学术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间的壁垒，是未来我国教育体制应当优化的方向。“在当下我国的社会观念中，做工匠不够光荣，许多家长一定要求孩子上大学，但是最近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深圳‘00后’汽修女孩古慧晶不仅专业能力过硬，性格与外形也很优秀，这就是我们要培养的‘工匠’。”

郭万达认为，教学质量在全国都位居前列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便是优质职业教育的典型例证。“职业教育一定要与企业结合起来，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这也有益于学生未来的就业。”

深圳优质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创新不只表现在教育领域。在“健康深圳”建设中，率先制定《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通过创新性制度安排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率先提出“建设中国第一个儿童友好城市”目标，创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图书馆之城”等，都是经国家发改委认定，面向全国推广的“深圳经验”。

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关系密切。深圳在全国率先构建的“自然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三级公园建设体系，使这座城市成为“公园里的城市”；在全国首创国际化街区建设体系，深圳正在营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宜居宜业环境；以志愿服务优化社会治理，深圳正在着力打造全国首个满城“红马甲”的“志愿者之城”……建设韧性城市、海绵城市，有效管控流动人口，提升应急处理能力等，都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的要求。

在郭万达看来，深圳建设国际化街区是兼具城市治理与城市建设两项内容的创新举措。“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但并不是一个国际移民城市。深圳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与国际规则接轨方面，通过建设国际化街区营造具有国际水准的宜居宜业环境包含在其中。其他城市在学习借鉴时，可以着重建设具有中国风格、当地特色的建筑，实现国际化技术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在与国际标准相衔接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特性。”

（《人民周刊》2021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