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施治稳经济

1948年秋至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性战役及其他重要战役，以气势磅礴的大手笔，精心绘就解放战争恢弘的历史画卷。

走进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回的一座座城市，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是扑面而来的和平渴望、重整河山的民生期待。如何稳定经济秩序、赢得人民拥护？如何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维护经济社会稳定？无一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

精心筹组中财委，治理烂摊子

当时，接踵而至的战后经济社会治理难题，错综复杂、异常棘手。为了恢复工业、交通，安定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支付大批经费，而且被俘的国民党军人除自愿回家者外不能遣散，原国民党政府机关及相关机构的公职人员，除有罪行的已经逃跑外，其他人员都要收容下来，这就给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引起财政支出飞快上涨，而收入却因战争状态增长很慢。

不仅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流通领域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将其概括为两点：一是投机活动猖獗，市场上形成一批专事投机的资本；二是人们对人民币存在着不信任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争购银元、黄金和外币，阻挠人民币占领市场，并刺激物价上涨。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否有能力稳定经济形势、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恢复生产，使新生政权在经济上、政治上站稳脚跟？这是远比当时仍在进行的军事斗争更加艰巨的挑战，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民族资本家非常关注并寄予厚望的。对此，党中央及时进行了提前部署。

1949年元旦，党中央召开了一次财经座谈会，朱德、董必武、刘伯承、陈毅等人出席。大家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建立一个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同年3月，毛泽东在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5月31日，中央发出由刘少奇起草、毛泽东审定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文件。

《大纲》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和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建立有工作能力的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并使各地方的财政经济机构和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建立正确关系；在东北、西北、华中、华东等地及各省所属大中城市，均应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若干财政经济部门，并在中央与上级财政经济机关领导之下进行工作。这就确定了中财委作为党在经济战线统一领导机构的地位。

在筹备建立中财委的同时，党中央也开始考虑并处理全国性的财政经济问题，努力稳定物价，确立人民币作为唯一通货的地位。当时，人民币大量进入市场时，投机资本拼命哄抬金银、外币价格，导致使用人民币根本买不到成批的东西。有的商号还拒绝以人民币作为商品标价，将其排斥在市场之外。为此，我们党同投机资本在银元市场展开了较量。

集中组织“银元之战”，确立人民币法定地位

在捍卫巩固新生政权的经济斗争中，上海成为令人瞩目的主战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军事斗争的硝烟尚未褪尽，经济斗争的较量旋即展开。当时，解放战争导致的巨额军费开支，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推动物价上涨，令投机资本家有机可乘。上海解放头一周内，银元价格被迅速哄抬，成倍上涨。起初，党中央投入的人民币数量有限，不足20亿元，大部分浮于市面，充当本位币的依旧是银元。

当时，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已被命令停业，可事实上却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在这里聚集多达几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则人数更多。不法投机商人大肆炒卖银元，推动黑市价从1400元涨至2000元以上，带动物价指数大幅上涨。

面对投机分子的猖獗，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妥善解决，民心将不得安抚，市场秩序将更加混乱，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更加无从谈起。

上海最初设计的斗争方案，是以银元制银元，即集中大量银元抛售到黑市，先通过加大量的流通压低银元价格，再宣布禁止银元流通，以人民币取而代之。于是，1949年6月5日，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在电告中央后，随即采取行动，先抛出10万银元，并在全市举行“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然而，市场反应却并未如预期所料，10万银元很快被投机商人一吸而空。6月7日，每块银元价格竟涨到1800元人民币。

面对投机者我行我素、对抗新政权维护经济稳定的猖狂行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果断决定采取釜底抽薪之策，着手查封金融投机市场的集中点。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中央报告了这个决定，毛泽东随后回电表示赞同。很快，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的负责人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银元投机斗争策略的一则电报稿，最后这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华东局、上海市委等。《指示》提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同时指出：“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圆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因此，除政治手段外，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

经过周密部署，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一举查封了证券大楼，关闭作为银元投机中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投机商200余人逮捕法办，取缔银元黑市交易。与此同时，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并在市面大造舆论，人民币趁势占领市场，成为唯一合法流通货币。

上海解放之初，人民币与银元之间的市场博弈，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打击黑市银元投机、锚定人民币作为唯一通货的法定地位，主要是因为通过经济手段、行政措施和宣传攻势三管齐下，强势熨平投机风潮引发的市场波动，但要长期维护经济平稳运行和百姓安居乐业，则必须遵循经济发展内在客观规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这在接下来同样发生在上海的“米棉之战”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敞开抛售重要物资，平息全国涨价风潮

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后，新解放的大片地区需要中央拨款支援。加上华东、华北先后暴雨成灾，上海粮价暴涨，随即影响到纱布等物资的价格，很快扩展至天津、武汉及中原一带。

1949年7月15日，上海有80%的黑市高息贷款用于粮布投机。7月16日当天，上海每石米价由5万元升至6.7万元，再次出现物价波动。为解决这一困局，陈云率领宋劭文等人专程赶赴上海，连续多天听取汇报、调查研究，然后于7月27日召开了各解放区的财经会议。

陈云在会议上指出，物价上涨的根源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军费、修复铁路的费用、工业投资、农产品收购等开支巨大，财政入不敷出，只有在战争胜利结束、财政收支趋向平衡时，才可能稳定物价。当前，要通过有计划地吞吐，把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掌握在手里。会议整整开了20多天，最后明确了解决方案，决定建立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提出发行公债、在乡村抓紧征粮、在城市抓紧税收、精简节约等具体办法，采取从全国各地调拨物资支援上海的应急措施。

会议结束后不久，10月中旬物价涨风再起，出现了第三次物价波动。10月底，人民币累计发行比同年7月增加3倍。投机商人乘机活动，抬高物价，在北方主要囤积粮食，在南方主要囤积纱布。

从11月1日起，刚刚成立不久的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集中调运，并指示国营贸易公司在控制主要物资的同时，趁抢购风盛把呆货冷货抛给投机商。11月25日，当各地物价上涨最猛时，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统一行动，敞开抛售粮食、棉布等主要物资，市场行情大幅度下跌。同时，又催征税收，收紧银根，冻结贷款，多措并举，迫使投机商不得不将高息拆借资金囤积的货物贱价抛售，愈抛愈贱，直至周转不灵破产。很短时间之内，这次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跌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得以平息。之后，不论物价总指数还是主要的商品价格，都保持在预计的水准。

事后，上海一位有代表性的资本家感叹道，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可以稳住，这是上海工商界没有料到的。在此之前，有些资本家曾经说：“共产党军事上打100分，政治上打80分（还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经济上打0分。”言外之意是将来还得依靠他们管理经济。他们以前根本不相信党和人民政府能够稳定物价，此时才心服口服，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管理中国经济的卓越能力。

1950年2月，由于军费仍然未降下来，政府担负公职人员数目进一步扩大，巨额财政赤字主要靠大量增发货币弥补。2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炸毁发电厂。上海全市工厂除少数有自备电力的以外，大都被迫停工。人心动荡之下，商人只购不售，投机资本伺机再次兴风作浪，因此出现了第四次物价波动。当时，薛暮桥与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在周恩来总理和陈云的领导下，每晚收集上海市场情况，提出次日粮食、纱布等商品牌价，报周、陈审批，于深夜电告上海。经过精心分析和研究，中财委采取增产节约、抛售物资、紧缩通货等措施，制止涨风。上海以外的各地纺织厂延长生产时间，突击增产；粮食公司在2月份平均每日抛售2万石大米，占市场成交总额的80%；花纱布公司从3月初开始控制价格，保持粮布合理比价。到1950年底，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

薛暮桥回忆说：“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了四次物价大波动，其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收支不平衡，货币发行过多。自1948年12月至1950年2月1日，人民币发行额从185亿元增加到4.1万亿元，增加220余倍。这样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人民解放战争空前大规模胜利进军所产生的特殊的暂时现象。我认为，不论采取何种措施，只要通货膨胀，物价就必然上涨。要使物价真正稳定下来，必须消灭财政赤字，制止通货膨胀，使货币发行和商品流通同货币的需要量之间保持平衡。”

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银元”“米棉”展开的货币与物资之争，体现了我们党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和恶性通货膨胀的高超综合治理能力。一方面，不法资本遭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另一方面，我们党也借此积累了运用经济规律的经验，提高了管理能力，开始掌握稳定市场的主动权。由此，我们不仅从根本上稳定了物价，争取了国家财经状况根本好转，而且为后来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努力为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