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是投资新机遇吗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场任务艰巨的世纪大考。要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特别是能源的转型发展如何精准地服务碳达峰这一目标以及地方在迈向碳达峰过程中的具体实践路径仍值得探讨。

5月18日，由中国新闻社和能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在京举行。中国新闻社总编辑王晓晖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中新网总裁俞岚主持论坛。多个部门官员、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出席，并围绕地方实现碳达峰的具体路径建言献策。

朱民：碳中和是再造中国经济的巨大机遇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90年代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有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所以掌控这个过程的平稳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

在朱民看来，让这一巨大变化实现的重要抓手是科技。技术发展背后，是巨大的投资。朱民介绍，据估算，从现在到2060年，中国每年将有相当于GDP总量1.5%到2%的资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型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以后还会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也会引起全面的经济变化。

“碳中和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变和生活方式变化，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结构变化，更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再造。”朱民表示，碳中和一定会推进更新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碳中和不单纯是一个绿色的故事，更是一个再造中国经济的巨大机遇。

在他看来，今后40年发展，中国将走上一条绿色道路，这条道路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国尝试过。当欧美国家走向绿色发展时，其收入水平、经济结构、能耗量等已使得这个任务相对容易，而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新型经济体而言，要在增长同时保持碳中和、保持绿色，“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朱民表示，基于中国独特的机遇和能力，在绿色发展领域甚至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理论。“这是一个发展范式的改变，我们正走在世界前沿，想象空间无比巨大。”

杜祥琬：碳达峰不是“攀高峰” 要防止发展高耗能产业的冲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表示，考虑到近年来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处在大约100亿吨的水平，两个“双碳”目标符合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符合中国国情实际。

他指出，碳达峰是能源革命的里程碑，也是碳中和的基础。不能把碳达峰理解成为“现在尽量用得高一点”，而是要把碳强度降低65%以上，大约相当于105亿到110亿吨二氧化碳。

在杜祥琬看来，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冲高峰”，关键是要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产业调整的机遇。中国应借此机会逐步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较大的现状，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他表示，碳达峰、碳中和是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策略，也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会促进科技、工业、交通、建筑等一系列的进步。在此情况下，在力争实现碳达峰时“要想着不是为了（数字）高，而是为了下一步实现碳中和”，因此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邹骥：“双碳”目标是一场革命，地方实践尤为重要

新的增长故事要从对国民财富的理解讲起。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国民财富一般有不同的构成比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国民财富主要是由物质资本构成，比如房子、机器、汽车等。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服务业占比会越来越高，这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在同步变化的，是未来的趋势。

换言之，在未来的40年里，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国民财富会发生变化，即要求自然资本的存量、增量都要有显著增长。

“所以，我们的投资就越来越多地流向自然资本这个领域，今后这30年、40年，我判断在自然资本投资这个领域里边会有新的一批富人产生。”邹骥说。

由此，邹骥描绘出了一个新的增长逻辑：国家提出“双碳目标”，划定碳资产边界；向市场主体有偿分配碳资产产权；培育碳市场，交易碳资产，发展碳金融，发现碳价格；刺激低碳投资和技术创新。

产权可上市交易，实现盈利，在投资动力的驱动下技术创新会接踵而来，就会诞生新的增长故事，而这背后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数据、信息及规制、公共政策，同时还要有两类基于政策的市场手段，一个是税，一个是碳市场。

邹骥强调，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的国情下，地方实践尤为重要，再雄伟的目标都需要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等方方面面来努力，所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努力最后都是要由地方来实施落实。

邹骥认为，若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更多时间，应尽可能将“碳达峰”的日期提前，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全国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发展、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确定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二是基础设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同时解决中央地方激励相容问题，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统一，精细界定地方政府监管和减排职能。三是继续深化土地政策的改革，把土地利用政策方面功能、规划与财政对土地依赖的问题，在“十四五”期间加速解决。四是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要适应绿色低碳转型，构建基于市场的财政激励政策环境。五是关注碳市场的布局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多样化影响。六是关注公平转型，有序过渡问题。对于转型中的就业、地方财政稳定等问题统筹考虑。七是支持地方的能力建设，加强指导和帮扶。

会上，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等人分别围绕如何转型实现“双碳目标”展开学术研讨。